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美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更加关注,显著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亚太优先"。自奥巴马政府伊始,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大体延续了这一态势。在战略环境评估方面注意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提升、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调整等因素;在战略利益方面关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在战略资源方面关注美国自身实力、盟国与伙伴、地区制度影响力和美国的权威;在战略实施方面采取了增加战略投入、强化联盟关系等手段。不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也面临诸多限制,能否实现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基于亚太主导权维护,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的趋势短时期内将难以改变,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加激烈。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 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 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 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 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 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 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中美南海外交困境:影响及对策

伴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近年来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南海问题,并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致使该地区局势急剧恶化。当前,中美在南海陷入多重外交困境,尤其表现为法理困境、安全困境和信任困境。这使得美国因素成为南海问题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变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限制和弱化这种因素,以免将南海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     

俄罗斯在亚太战略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在亚太战略格局中丧失了前苏联的主导地位,成为起平衡因素的地区大国;在亚太的大国地位亦有动摇;对亚太地区的依赖加重。 俄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采取了如下政策措施:全面恢复和发展同亚太各国的关系;保持和巩固该地区相应的军事潜力;积极开展同亚太国家的安全对话;大力推行经济外交。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虽已弱化,但支撑俄成为地区大国的基本框架和实力因素并未消失,随着俄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调整,俄的政治影响将有望增加,俄罗斯作为重要的平衡力量,对亚太战略新格局的形成将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

无论是全球战略层面,还是亚太战略层面,中美安全目标都有许多交集之处,这决定中美有很大合作空间;但是,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这决定中美战略竞争有很强的动力。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安全目标矛盾将更加突出,两国战略竞争的动力也随之增强。然而,防止双边关系走向恶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与发展。应对中美安全目标矛盾,关键在于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     

美、日、俄、东盟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美、日、俄、东盟亚太安全战略的共性是：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主张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都希望同中国保持接触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有各自特点。美、日、俄、东盟亚太安全战略对地区的影响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同盟关系是影响21世纪初亚太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美威慑下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美、日关系和亚太力量对比、亚太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可能出现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多边合作将是今后亚太安全合作的主要趋势、和平与稳定是亚太地区总趋势,但也有出现军备竞赛和外国军事干预的隐忧。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他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亚太地区秩序调整主要受到大国博弈、中小国家抱团和地区规范演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重返亚洲"政策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大幅改弦更张,这也使得"特朗普冲击"在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战略目标由"地位优先"转为"实力优先";战略资源由"多方统筹"转为"依赖自我";战略手段由"多边主义"转为"双边主义"。"特朗普冲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导向的调整,在"美国优先"的整体导向下,其亚太战略呈现出"国内优先""实力优先""经济优先""中国优先"四大特点。受"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亚太地区秩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看布什政府对台政策

本文认为 ,布什政府亚太安全战略误判了亚太地区和两岸关系的形势 ,并犯了把台湾问题美国化的历史错误。要解开美国对台政策的死结 ,华盛顿应该修正其亚太地区秩序观 ,摒弃传统的霸权和均势思维 ,放弃那种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手的宿命论观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大国应当就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意图和各自的地区秩序观开展一系列开放的有建设性的对话 ,以增进相互了解 ,减少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大国北极博弈与中国北极能源安全——兼论“冰上丝绸之路”推进路径

在“海权论”“无主”“共有”等国际视阈下,北极地区的归属特别是能源资源权益的划分一直悬而未决——特别是在近年来北极环境变迁逐步加快、各国极地活动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拓宽能源获取渠道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无论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北极地区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北极国家”,都对北极有着较强的能源权益声索以及能源安全维护需求。围绕着北极地区的公共与私有属性界定、开放与排他政策选择、法制与权力标准划分等诸多问题,各国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多轮博弈。目前,在各国北极政策“理念一致、目标冲突”的背景下,在北极开展合作特别是能源开发合作也越发困难重重。而对于提倡构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来说,要想维护本国在北极的能源安全,就必须借助在北极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力量,通过分享理念、设置议题、促成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北极事务的有效介入。这将有助于规避因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战略透支,为增强中国的北极能源开发话语权奠定基础。     

European perspectives towards the rise of Asia: contextualising the debate

To what extent can we speak of a distinctively ‘European’ security approach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order to address that timely ques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are framing their evolving security rol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how those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intersect with each other. The article identifies a number of important common features in Europe’s approaches towards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namely the tendency of most European actors to emphasize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nature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gional security, their promotion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 security fora, their rejection of the notion that China’s rise is inherently challenging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signal their differences towards Washington’s emphasis on military power and alliance-based approach. However, and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common traits, individual European actors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closeness vis-à-vis the US and China and featur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regarding which security relationships they should prioritize in the region (if any), or the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diplomacy and security and defence cooperation. Such divergences prevent Europeans from developing a coherent security profile in the region and preclude us from speaking of a distinctively European security approach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gic behind US and Japanese approachesto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co-operative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urrentsecurity order in the region bears the marks of long-establishedand distinctiv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pproaches. These approachesdo hold out some hope in build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co-operativeorder, but for years to come the Asia-Pacific will be a regionthat will exist somewhere between a balance of power and a community-basedsecurity order.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The US-Japan Alliance Dilemma in the Asia-Pacific: Changing Rationales and Scope

ABSTRACT

The changes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are taking place in times of a global power shift – a transition from unipolarity to multipolarity – and China’s challenge to the US’ security dominance in the Asia-Pacific. The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now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rise of ‘entrapment’ concerns for Washington and ‘abandonment’ anxieties for Tokyo. The US increasingly insists on more mutuality in alliance arrangements, while seeking to maintain ambiguity in its defence commitments to Japan.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US power and the fluid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however, incentivise Japan to step up preparations for abandonment. Although Tokyo’s hedging strategy contributes to enhancement of the bilateral alliance in the short term, it also paves the way for Japan’s pursuit of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