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与朝鲜半岛的未来

由于朝鲜接连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以及韩美在半岛部署"萨德"等事件的影响,东北亚局势再一次受到世人的瞩目。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危机问题,学者们又展开了新的探讨。本文拟从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国家决策行为的关系角度,分析朝鲜半岛两个当事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方面的行为逻辑,指出影响朝鲜和韩国决策方向的主要因素分别在于国内政治和大国战略方面,并针对这两个方面提出打造经济朝鲜、韩国从"均衡者"向"协调者"转变的两个方向性建议,认为只有在政策选择中弱化权力政治导向,加强治理和经济导向,才有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未来。     

美国参与自主性武器国际军控的战略关切及角色定位

自主性武器是美国确保其世界领导地位和维持其军事威慑力的安全支撑和重要抓手,但是,军事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引发了针对自主性武器安全问题的国际军控议题。作为其战略支撑的基础之一和军事伦理论证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在此议题上明显存在重大利益关切。近年来,美国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讨论,并在此问题上逐步明确了一系列独特的观念和立场。为实现在此议题上的全球领导力并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美国不仅向国际社会积极表达和重申其鲜明的立场,而且还极力通过推广美国经验向国际社会论证和佐证其立场的"美式理论"。显然,美国在自主性武器国际军控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对该议题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认为,作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不仅在当今的国际安全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在该议题上存在重大利益关联。但是,中国目前对该议题的参与度明显不足:一是在该问题的立场上存在模糊甚至矛盾之处;二是深受"立场模糊,方案缺失"困局的制约。据此,中国可以通过澄清立场、拓展多元思路和不断积累经验尽快形成"中国方案",为国际安全治理和自主性武器国际军控规则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经济调整策略——80年代的经验和未来的挑战

八十年代国际私人放款的收缩,迫使拉美大多数国家实行严历的经济紧缩。在这暗淡的十年中,拉美三个最大的债务国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采取了极为不同的调整路线。阿根廷和巴西政府在试图从独裁过渡到宪政的同时,试验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八十年代中的“非正统冲击”一揽子计划,和巴西1987～1988年期间延缓付息。与此相反,现任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1982—1988)所采取的稳定和调整政策则是坚定地沿着正统路线发展的。墨西哥对国际债权人倾向于采     

解析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

本文从国际战略及国际政治理念分析入手,对当代日本战略性外交及政治诉求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和诠释。其一,日本的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其二,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表现为: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不仅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而且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体系·社会·国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三种研究路径

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有三种路径,分别是以体系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强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对美国对外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国内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游说和组织动员方面的力量对比;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认为美国对外经济行为是国家本身的官僚政治运作的结果.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为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它们彼此互不排斥,在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时间段,不同问题领域时,具有各自程度不同的解释力.     

走向新千年的拉美对外关系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拉美国家正在全面调整其对外关系, 以重新确立自己在新格局中的地位。主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减少和避免同美国的对抗和摩擦。美国与拉美国家由主从关系向伙伴关系过渡; 由不平等往来转向对等合作;从对抗多于合作变为合作多于对抗。与欧盟关系取得进展。提出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主张。通过建立与欧盟、美国平行发展的大三角经济关系, 改变单纯依赖美国、受美国束缚的经济形势。重视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拉美各国之间团结合作加强, 拉美一体化取得进展。由于拉美国家充分利用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有利因素, 积极开展多元外交和经济外交, 加强了内部团结, 拓宽了国际活动空间和扩大了外交回旋余地, 对外关系出现较为有利的新局面     

印度的对外影响力

每个国家都谋求扩大对外影响,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对于大国、强国来说,其对外战略目标常常是谋取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国际事务主导权。印度不管从幅员和人口来说都是亚洲和世界的大国,又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伟大的贡献。远在西方列强...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马克思主义对拉美本土发展理论的影响分析

包括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在内的拉美本土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借鉴了诸多要素,国内理论界对此还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从主要概念、分析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观点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剩余概念、先进国—落后国分析框架、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经济综合分析方法,将其应用于拉美国家发展史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在中心—外围关系方面,拉美本土发展理论认为外围国家难以成为中心国家的"翻版",会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结构主义指出,中心对外围发展起着推动与阻碍的双重作用,而依附理论更强调中心国家的负面影响;在资本主义危机问题上,结构主义对中心与外围的危机做出了区分,并提出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军事政变等外围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形式。这些观点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相关问题上的片面看法,有助于深化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认识。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其行为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日本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对自身大国地位的强调从未松懈过;另一方面,日本在政策实践时又表现出主动迎合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日本试图同时兼顾提升同盟内部自主性与维护同盟关系的结果。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作为美日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始终都对同盟的不对称性心存不满,因而提升自身在同盟中的自主性动机也始终存在。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强化自身政治大国的诉求日趋强烈,而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面临的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则为日本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从国际体系层面上看,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美日同盟的主题由经济向安全与政治回归;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该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美两极"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制了日本在美日同盟外部提升自主性的空间,迫使其不得不通过在美日同盟内部谋求自主性的提高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其基本策略是在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和巩固同盟关系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同时,彰显自身在同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主观诉求",从而实现借助维护同盟关系来有限度地提升自主性的基本目标。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凸显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其与美国霸权利益的捆绑,这反过来又使它自己在东亚地区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拉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

在拉美,非政府组织很早就在减贫、抗饥饿、扫盲、消除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这些组织的数量增加,活动范畴扩大,知名度提升。可持续发展、人权、环保等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离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本文阐述了拉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脉络,着重分析它们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拉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有相互"合作和互补""监督和制约""对立和对抗"等几种主要模式。上述模式因时间推移和具体情况可以交替出现或并存。     

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事大”还是“平衡”:韩国的对外战略传统及其当下效应

地缘政治与历史演进共同塑造了韩国安全战略传统。其"事大"战略承认半岛政权与周边强国在权势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差距,主张对地区最强国家采取臣服与合作的态度,获取强国对其维持自治自主态势的容忍;"平衡"战略则通过利用、引发、甚至主动激化其周边诸强间潜在或现实的矛盾,使诸强达成权势的平衡和相互的制约,以小谋大,以求自保乃至强大。冷战期间,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其"事大"战略的延伸。冷战结束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有向"平衡"战略转移的迹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当前韩国对外战略考虑中,"事大"战略再度占据上风。     

中国周边外交中的软实力战略

"软实力"是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软实力"理论的学理价值在于,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升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已具备良好基础和积淀,当今的中国已从国际体系的外围走到了中心,中国的一举一动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的软实力构建正在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拉美独立200周年纪念与中拉人民的共同之忧

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历史上最早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失误,就是独立运动未能阻止拉美民族的分裂。结果,拉美的工业革命几乎被延误了整整1个多世纪,这一把美洲分裂成"统治"与"依附"两个世界的"时间差",是拉美国家一切发展难题的根源。拉美国家无法创造第二个时间差的原因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现代化进程的规律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手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和中心国家强烈的排他性、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下后发劣势递增以及后发优势递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周期性与后发国家发展的不稳定性这些规律的存在,决定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命运。拉美独立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高速发展,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创造自己的政治优势,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成功之路就是创建与现代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     

格莱斯顿有节制的干预主义政策

在对外干预问题上,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国内形成了持完全敌对政策主张的两大派 别：国家利益派和曼彻斯特自由派。在这两大派别之外,格莱斯顿实施了同样具有影响力和实践意 义的新干预主义政策——有节制的干预主义,这就是在总体上倾向于曼彻斯特自由派提倡的以和 平方式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又肯定国家利益派主张的武力干预的必要性     

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读后感

结构主义理论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于1950年提出,其依据是中心—外围概念和贸易条件恶化理论。这一理论旨在研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结构失衡和外部制约因素,对西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批判。结构主义理论是从中心—外围的格局中研究发展问题和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范围内研究外围特殊性的理论,它反对用纯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问题,主张从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的相互关系、国内结构与国际结构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结构主义认为,由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各种权力因素对市场的扰乱作用是导致经济结构性失衡加剧、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和体系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发达和不发达是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两个方面;自由竞争时代市场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在垄断时代不可能重现,当今市场规律是在霸权和垄断规律以及权力因素支配下起作用的,只有在结构性失衡得到纠正之后,市场规律才能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外围国家只有创造自身的动力和打破过去的格局,才能真正获得发展。     

"外围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的历史经验考察——以美国和巴西为例

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巴西经济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虽然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使巴西摆脱"外围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至70年代巴西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同样也没有缩小与"中心国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仍然处于第三世界。而同时期的美国在独立后开始实行保护主义进口替代,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工业,美国也由此在20世纪初期迅速成为"中心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全面自由对外贸易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中心国家"的地位。     

试论中国的对澳大利亚政策——基于“中等强国”行为逻辑的认知

在国际关系中,中等强国是一类值得关注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作为典型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在西太平洋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对澳政策的传统思维受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所限,对澳大利亚重视不够。澳大利亚在二战后的对外行为中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认知这一行为逻辑有助于打破中国对澳政策的思维定式,开拓中澳关系的新局面。在中国外交中,中等强国应当被纳入到战略布局的思考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