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历史类比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它忽视了一些保障中美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包括:在全球层面,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集体安全机制的日益刚性化、历史上战争的苦难经验;在双边层面,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共同利益"、战略竞争的"社会进化式"发展以及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此外,当前网络时代伴随的整体思维、外交透明度,以及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也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保障。将"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与中美关系相关联对中美关系、地区形势以及世界局势都有危害,应全力避免。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基本经验

本文从构成中美两国关系的要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文交流、地区问题、全球治理,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总结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经验。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点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一是由于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谁也离不开谁;二是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其主要战略对手。鉴于第一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将继续下去;鉴于第二个基本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将增强并常态化,不时会有磕绊、颠簸、起伏,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竞争、合作、顺应、妥协,将产生两国互动的新模式,中美关系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整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国内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因美国对华战略出现历史性转折和大国竞争、博弈加剧,国际发展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考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任务仍然是为完成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持续发展,营造可预见的良好国际环境。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尤其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太平洋海权角逐的传统与现实

太平洋海域一直是反映世界海权强国的窗口。谁是世界海军老大,谁就在太平洋上耀武扬威,不论最初的西班牙、荷兰还是后来的英国、日本和美国。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拼凑对付中国的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为了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其盟友不要挑衅中国。美国目前在亚太部署的性质是:为万一将来开战,占据有利的前沿阵地,并用这种有利的战略前沿部署来制止中国使用武力。它既是战略态势层面的遏制,又是心理层面的威慑,也是未来可能的作战层面的前沿部署。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引发灾难性悲剧,双方都应消除在敏感地方的模棱两可,变模糊为清晰,以防陷入"萨干坦盲点"。     

中美经贸合作竞争新态势及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总体上稳定向前发展。目前,中美经贸合作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双边贸易和投资稳定扩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地方层级合作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协调合作加强;另一方面,经贸摩擦成为新常态,规则之争成为新焦点,美方经贸问题政治化有新表现,营商条件之争趋于激化,新产业竞争拉开帷幕。未来中美经贸发展的基本走势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竞争是支流,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波动中稳步持续发展。中国应顺势而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新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变局和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应以"共享发展"和"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的合作框架,而不是以"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进行竞争或对抗。     

“一带一路”视野中的美元霸权危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美元虽然表现强势,但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凸显:一是美国的货币信用因实体财富不足而缺失;二是美元霸权带来的贪婪不仅使美国经济结构日趋失衡、社会贫富矛盾加剧,而且随着资本与实体经济间距离渐行渐远,美国资本信用日益面临严重的失信问题;三是美元霸权的存在导致世界实体经济无法获得真正的价值补偿,对世界经济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国际力量"南升北降",美元霸权的根基渐趋脆弱,空间更加狭小,国际金融秩序已到了"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是,中国金融国际化之路应量力而行,以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难题",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经贸关系走向

过去四年,中美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历经金融危机的同舟共济、美重返亚太的利益碰撞、经贸摩擦的日渐频繁,双边经贸合作与竞争不断扩展和深化。展望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华经济政策,以“务实合作为基、战略遏制为本”的两面性经济外交的基调未变,具体经济政策将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和可变性。中美经贸关系大方向不会变,合作仍是主流,竞争将趋激烈,规则之争是焦点,摩擦更易高发。     

国际格局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论析

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研究对分析当前国际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国际权力分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国际格局开始出现和建构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趋势。与旧时代对立对抗的传统两极关系不同,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立足于21世纪,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理念,彼此相互竞争但不对抗、相互牵制但不会彼此冷战和热战、各自加强军力但不进行军备竞赛、各自发展不在全球寻求势力范围,具有鲜明的时代观、共同的合作观、公正合理的规范观、休戚与共的命运观等特点。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重新定义和诠释了新时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模式——新型竞争共生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两极对抗关系。在国际环境、国家实力、战略取向、政策推进等方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需要适宜的生成条件。在权力关系、制度建设、价值观念等层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遵循特定的生成逻辑。为构建和培植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中美两国应具备战略性的长远眼光,充分发挥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共同化解国际体系中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加强地区议题上的合作。虽然中美两国间仍然存在战略互疑和政策推进等困难,但是构建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的前景广阔,这也契合和平与发展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估和应对

韩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高度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存在经济诱因,但根本原因是新兴崛起国和守成霸权国之间的霸权竞争;中美短期内都有在经贸领域暂时"休战"的需要,但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中美都无法在贸易摩擦中获得完胜,都遭受了较大损失。韩国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影响从经济领域溢出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为此,韩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升级对华经济合作,抢占美国市场,推动经贸多元化和参与地区多边经济合作,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等。中国应积极扩大与韩国等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缓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波及自身的忧虑,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修昔底德与孔子:两种国际政治思想的渊源

“轴心时代”的中西两位思想家孔子和修昔底德对各自生活的战乱时代所面临的问 题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修昔底德揭示了国际关系的一般原理, 被称为现实主义之父;孔子思 考的重点是统治者的仁政、礼治与为政以德。中西两位思想家对战争与冲突问题的不同认识成为 后世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国际政治思想渊源     

从“战略协调”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来回波动。那么中美关系起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国之间目前的战略竞争到底是长久之势,还是仅是特朗普政府推动下的短期现象?本文以战略互动和利益平衡为分析视角,认为40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可以划分为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方和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起伏波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始终并存着一对"互斥"的利益集群,中美关系正是以战略安全为主的消极利益集群和以经贸依赖关系为主的积极利益集群相互平衡的结果。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战略安全的消极利益属性日趋明显,中美战略竞争将趋向常态化,竞争的广度和重点领域的深度都有可能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经贸依赖、反恐、防扩散和一系列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的积极属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对中美关系的正向"拉动"作用,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很难在短期内滑向全面战略对抗甚或战略冲突的境地之中。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论中美经贸关系新变化——兼驳十大悖论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双边合作领域迅速扩大,相互依存渐成均势,协调机制不断改善,但经贸矛盾和摩擦也很突出,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最大利益.中美只有加强协调合作, 才能实现互利双赢.     

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韩、美韩关系走向与韩国的选择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固执坚持孤立主义理念,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仅对盟友痛下狠手,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全方位扩大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美竞争格局凸显。中美是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对半岛发展方向与命运起到重要作用。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使韩国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方面,韩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也难以放弃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文在寅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良好成果增强了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发挥其外交自主性与灵活性,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信心。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韩国只有对东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对中美竞争结果做出合理预期,结合自身实力发展,才可能摆脱选择困境,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

人工智能的多场景适应和军事化应用不仅让其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权力均势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成为了中美两国科技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经过长期的竞争之后,中美两国现已在"安全规则体系""技术联盟""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产业链与供应链"等诸多重要领域形成了"分层金字塔"式的战略竞争体系。这种竞争体系蕴含着技术竞争与政治权力争夺的双重逻辑,其本质是国家利益竞争,是"技术—政治"逻辑互动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当辩证地看待大国科技竞争的作用,既要通过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优势来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实力,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同时又要通过不断加强多边合作来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则的制定工作,不断增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合作与竞争

自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原则共识以来,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和曲折前进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新的合作亮点、新的合作机制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新的分歧和摩擦也在不时涌现,中美关系的竞争面进一步凸显。合作与竞争共存并同步强化会成为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