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

本文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 ,探讨中国崛起的战略应对之道。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 ,概述权力转移理论、国际周期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对大国崛起及其国际影响的经典解释 ,强调协调、对抗和模糊是应对大国崛起的三种主要模式 ,其中搭便车、推卸责任属于协调模式 ,平衡、预防性战争属于对抗模式 ,而接触、约束属于模糊战略 ,作者从中提炼出“大国崛起困境”的概念 ,并指出既有霸权国更常采用混合战略 ;其次 ,剖析既有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指出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并用可能成为既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主流选择 ,但诸大国的战略选择远未定型 ,作者认为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变革性———包括中国自身的变革、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等———是影响既有大国战略选择和中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其三 ,指出中国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参与战略 ,但这一战略尚乏细化策略 ,强调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缺乏清晰的大战略框架是中国崛起战略谋划的根本性缺陷 ,呼吁加强大战略研究     

国家互动与认同转换--美国和平崛起的建构主义分析

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更替并不必然是霸权战争的转换逻辑 ,从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英美两国经过不懈的磨合努力 ,从霍布斯式互动、洛克式互动一直发展到康德式互动 ,相应地 ,双方的认同则经历了从敌人认同、对手认同到朋友认同的转变。在认同变迁的过程中 ,英美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换。认同转换是美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变量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一国在面对由崛起国而引发的权力体系结构变化时,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为抵消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威胁,易对崛起国或潜在霸权国实施"对冲"战略。根据一国对威胁认知及相对能力的强弱,其实施的对冲战略强度也不尽相同。本文在综合运用对冲战略分析框架并引入影响"对冲"强度变化的因素后认为,相较之前,2015年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实施了牵制和制衡成分较为凸显的"强对冲"战略。这种转变是在日本南海威胁认知度提高,"对冲"中国相对能力增强及与中国信任程度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做出的对本国利益较为有利的战略调整。     

在变动的世界中谋求中国国家安全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如何通过自身进步和推动与其他国家积极的战略互动,打破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避免成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矛盾集中的焦点,破解大国崛起困境,必将是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进程。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既要为这一进程提供安全保障,也要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实现和检验。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理论总结: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西方历史上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大多通过战争来解决相互的矛盾,但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崛起国将改变西方历史上这种规律性的逻辑.中国不争霸、不推翻现存国际秩序、不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的权力和利益等,与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多数崛起国不同.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也将为人类历史提供一种新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抗击经济衰退：象和龙

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欧盟，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都已笼罩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中。本文探讨作为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和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遏制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以及印中两国如何借鉴对方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采取的有效政策以尽快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Democratic reform between the extreme makeover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like in so many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s under substantial reform pressure. The problem with the democratic system in the Netherlands,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reformers, is that it is out of step with the fast and major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modern society. Champion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Netherlands mostly look to sweeping, large-scale, and all-encompassing pla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achieving, however, little success. Major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een planned time and again, but eventually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has remained largely the sam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recipe that democratic reformers often prescribe – radical makeover – and outlines a viable alternative that can also be derived from the Dutch case – reinventing tradition. Reinventing tradition implies a mixture of change and preservation, of movement and counter-movement. It is, arguably, the only way for democratic reform to go, at least in a consensus democracy like the Netherlands. Dutch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large-scale blueprint reform runs a serious risk of non-implementation, and that small-scale adaptive tinkering, part of the incremental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more successful as a reform strategy.     

东北经济落后原因诸说评析

振兴东北经济必须准确找出其落后的原因。现学术界提出的“结构说”、“体制说”、“国企比重过大说”、“项目怪圈说”及“东北人观念落后说”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又都不很全面、完整 ,尚有其他原因需加以分析说明。国家在改革、发展战略与政策抉择上“失算” ,使东北地区收入过低 ,人才大量流失 ;在东北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缺乏必要的资金补偿与支持 ,这都是造成东北经济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全面科学地找出东北经济落后的真正原因 ,才能保证应对方针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Peace from the Inside: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

Previou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ediation in intrastate and interstate conflicts has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external mediators. This study represents the first effort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role of internal—insider-partial—mediators. We suggest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bring important indigenous resources to a peace process and that they can complement external mediators by mitigating the bargaining problem of information failure. Exploring new data on the occurrence and effect of mediation in unarmed insurrections from 1970–2006, we find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negotiated agreements. This applie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called selection effects, where external mediators are selected, or self-selected,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conflict situations, whereas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are utilized in conflict situations that are less severe; and wher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ha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frequency of activity in unarmed as compared to armed insurrections. We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insider-partial mediators play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peacemaking that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

本文主要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的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说明了滇缅贸易是随着中缅关系的变化而或开或禁,其管理亦随之或严或弛,从而得出和平、通商才有利于民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古兰经》译注的文化意义

<古兰经>树立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之根,塑立教义教法与教理学理之本,确立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纲常之据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因语言障碍没有得以全方位展现.于是,穆斯林学界基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创制原理与基本精神,严格遵循<古兰经>注释学学理原则,展开了译注<古兰经>的长期学术工程.<古兰经>译注解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使<古兰经>真正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丰富了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世界范围的一大文化系统;加速了伊斯兰教植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步伐,使之顺应所在国的国情,并不同程度地实现本土化与学说化;增进了伊斯兰文明同其他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包容,认同与交流,对于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