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安全合作构想

本文着重对东南亚安全合作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我国在东南亚安全合作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应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主动融入和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东亚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为视角

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社会解体以来,东亚地区并未完成具有主体性意义的现代东亚国际社会建构。地区性国际机制繁多却缺乏整合,虽在功能性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共同意识建设方面却无明显进展。此外,各方对于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也存在争议。然而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与促进区域内合作,推动东亚国际社会建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必要基于地区共同利益从功能与意识层面开展外交活动。     

从安全角度看东亚共同体的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各种安全隐患不绝。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冷战遗留的安全难题依然占据东亚地区安全议程，而生态安全、传染性疾病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三种势力的发展．使得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比．从安全角度看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显得更加复杂．也更令人难以把握。由于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不足．多边安全合作起步较晚，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观念不发达，东亚安全合作面临挑战。     

韩国对中国在东北亚安全领域角色的认知

本文以2011年韩国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和东亚研究所针对韩国普通民众与学者进行的TwoTrack舆论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韩国学者与普通民众对中国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中角色的认识。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将会成为G2国家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国。但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崛起怀有非常不安的情绪，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韩国家利益或成为朝鲜半岛不稳定因素之一。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韩国民众支持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但支持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不大。从韩国相关舆论调查结果看，中国的崛起并未获得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也未取得有效成果。只有使相关国家相信，中国国力的上升及其在东亚地区角色的扩大是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才能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真正的地区主导国。     

多边主义与东亚地区卫生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传染性疾病问题对全球社会的挑战日益凸显,东亚地区也不例外。问题的严峻以及全球性卫生安全机制应对能力的不足,在该地区催生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卫生安全机制。实践证明,多边主义在东亚地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为了实现更为有效的多边卫生安全合作,东亚各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     

在韬晦与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东亚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在第二次新世纪中日亚洲形势与和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今世界三个经济共同体，北美、欧洲和东亚，其中东亚经济最为活跃和富有生气。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大经济体的骨干力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但对中日两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东亚安全局势：新形势、新特点与新趋势

2009年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变更”效应持续发酵和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安全格局正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地区安全进入了新的转型期。地区安全调整的中心议题是区域成员国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依赖明显上升，美国对区域事务的介入程度达到了冷战后新高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区域安全环境的实质性倒退，但我们仍需对这一次地区安全格局调整的新形势有准确、客观和清醒的把握与认识。     

从战略的高度看东亚合作与中日安全关系

冷战后,东亚地区各国在安全保障与经济合作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形成了相互竞争与相互合作的新格局。中日之间在安全保障以及能源环境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合作关系,集中反映了本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如何通过加强多国间的政治对话解决区域内的政治与安全问题,通过共同开发与合作,有效地发挥各国在资金、技术和资源方面的互补性,逐步形成有向心力、平等合作、互补互利的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是构筑合作与共生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所在。     

中国与东亚互动的政治经济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行融人世界的国际战略。在此期间，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也渐趋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中国与东亚近邻的互动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层面的内容，且这些方面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因而，仅仅从单一角度出发对中国与东亚之间的互动进行解析，难免有所偏颇。基于此原因，本文试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与东亚互动的缘起、运行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解析(1995-2015)

国际安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何准确地衡量我们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好坏?如何评估各国的国际安全状态?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开发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2016》(IISSA)即是一种有效的量化工具,让我们可以像利用"空气指数"(AQI)帮助我们了解空气质量一样,利用"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2016",可以帮助我们从全球、大洲、区域、国别四个层次感性地了解当今世界的国际安全状况。对该指数的研究可以得出四个结论:从全球层面来看,长期的国际安全状况较差,中期的国际安全状况虽有所改善,但短期状况又呈现负面化;从大洲层面来看,欧洲地区国际安全态势最好,大洋洲次之,亚洲和非洲相对较差;从区域层面来看,可以发现与该区域有关的国际热点问题是影响该区域国际安全态势的重要因素;从国别层面来看,新西兰、瑞士和瑞典是国际安全感最好的三个国家,阿富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是安全感最差的三个国家,而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欧洲核心大国(英、法、德)的国际安全态势最佳,中国次之。     

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东亚合作论坛2015”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形势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东亚合作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了题为“东亚合作论坛2015：东亚形势新变化与东亚合作前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印度等国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东亚地区形势的新变化与新特点”、“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构建与安全困境的破解”、“东亚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区域合作的未来”三大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中亚安全局势变迁与国际合作

“9·11”事件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成为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在“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事之后，尤其是近年来的“颜色革命”风波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呈现出新的特点，有关大国对中亚安全环境和自身利益的界定也在不断调整。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未来中亚安全局势的演变。在未来，中亚安全局势既有挑战，存在着危机与对抗，也有机遇，存在缓和与合作的可能。国际合作对于解决中亚安全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