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试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的改革与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能源格局急剧变化,能源问题正在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安全、利益、外交等措施在内的大国外交博弈。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只能是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保体系。未来中国的能源国际战略的改革与调整应在以下方面做出调整：资源控制与权益分享的合理定位,政府支持与市场操作的优势整合,现货供应与能源金融的双重保障,双边合作与多边协商的双管齐下。通过全面的能源外交,形成与国际油气大分工相适应的多层次、一体化和综合性的国际能源战略体系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     

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反对西方体系和两超控制的冷战体系,到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调整国际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对中国拓展对外关系有重大意义.     

国际体系的历史性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国际体系正面临三大历史性挑战:大国之间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发展态势转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轨道,国际体系是继续走向融合还是逐渐走向分裂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国际反恐联盟的失败与“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使中东秩序全面崩溃,西方在中东的主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由此衍生出全球16亿穆斯林与所在国及国际社会日益分化的世界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因严重脱离全球化现实而近乎失灵,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动荡背景下维护霸权的决心及大国战略竞争,又使全球治理改革失去合力,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带给我们一个危险而又失败的世界.面对这些历史性挑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型国际关系战略,消解敌对关系的塑造,注重普遍伙伴关系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发展与应用之规则、标准、体系等因素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战略的权力结构与国际体系的重塑。基于"技术多边主义"战略,美国将与其伙伴国家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技术联盟",共同制定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规则、新标准,进而实现对新科技塑造权力的掌握。随着西方"技术联盟"框架体系日渐成型,全球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都将受到深刻影响。     

中国国际角色分析

角色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属于战略哲学范畴。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国国际角色的确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战略途径,需要开发广泛的战略资源和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长期努力才可以达到。在国际体系中,中国应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特点与走势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将由五个维度构成: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愈益凸显,增添国际和地区格局变动的不确定性;二是大国关系竞争面上升,尤其是围绕印度洋-太平洋-亚洲板块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军事战略竞争明显加剧,安全色彩突出;三是国际现有规制持续变革调整,多种新规制应运而生,二者交织并存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重构,增添了规则之争的紧迫性和长期性;四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向规制层面扩展深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持续增大,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世界定位和行为选择;五是中美合作的新空间、新亮点开始改变两国关系的结构和性质,机制化程度提高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危机管控机制能力建设推进使双方坚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成为可能,人文交流大规模展开将厚植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这些特点表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正在显现,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重大利好因素。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     

中国对非战略:成功与挑战

新时期的中非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进下健康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别是来自西方大国的挑战.西方大国在诬指中国对非搞"新殖民主义"的同时,紧对非战略调整.正视竞争、立足共赢、理性应对西方的挑战成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战略的重要任务.     

区域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英文）

Amid the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driven by a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mindset, Japan has proposed its Indo-Pacific vision as a framework for regional order. Japan intends to forge a multi-level security system targeting China, while building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economically for compatibl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hina should be aware of Japan's strategic intent while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Japan to manag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国际金融危机催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在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战略调整，及主要战略力量关系变化上，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呈现。与之相适应，国际体系和平渐进的变革，在主要各方的激烈博弈中，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都有新的发展。这种格局转换和体系变革的加速，势必造成权力真空与混乱无序。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发酵，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亚洲作为这场大变局的新中心，集中体现了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中的动荡、重组和不确定。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力量的互动，愈显全方位、大纵深、高频度的密切活动。     

Does Russo-Chinese Partnership Threaten America's Interests in Asia?

The Russo-Chinese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in both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t is undergoing dynamic evolution as a result of the Russian war in Ukraine. This article stresses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one where both Moscow and Beijing espouse the logic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vis-a-vis the United States. But Washington renounces the effort to deal with Russia and its Asian relations as a strategic entity. Moreover, over the last 12-18 months, although Russia has sought an independent standing in Asia apart from China, it is increasingly unable to compete with China or assert that independence, due to its invasion of Ukraine, isolation from the West, sanctions, and failed economic policies. Thus, it is losing out to China and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it. These trends are apparent in Russian policies towards Japan, the two Koreas,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塑造与被塑造——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相互依赖加深,利益交汇点增多。而中美两国的战略抉择为双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双方利益交融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必然导致中美多边互动是既合作又竞争,甚至是斗争。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下的互动,既塑造了对方,也塑造了未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的变革。不过,这将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以南海外交为例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行为模式并非完全承袭基于国际系统结构基本分析框架的霸权护持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是基于国际系统进程基本分析框架的导出概念。厘清对安全护持的认识需要解构这一概念,找出蕴涵于其中的基本战略行为,而基本战略行为的判定须通过"基于维度"的考察。施韦勒和米尔斯海默意义上的制衡可以作为这种基本战略行为的分析基底,但制衡的概念必须重塑才能符合基本战略行为的要求,重塑制衡的方式主要是打破其指涉对象的单一维度而进行多维重构。随着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也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制衡行为的转型又是安全护持模式转型的核心。冷战后美国对南海相关声索国的外交行动验证了安全护持模式及其转型的有效性。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

共识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有国际合作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等均将共识作为合作的基本条件或潜在假定之一,而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将追求、落实和巩固共识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目标和合作实践。在共识的主体间认知分析基础上,国际共识的类型可以细化为真实共识与部分/虚假共识、消极共识与积极共识等范畴。基于共识的层次分析,塑造共识既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也是国际冲突消解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而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具有重要的国际合作促进作用,同样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能引发、激化和升级国际冲突。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的国际合作与冲突辩证效应以及消极共识的冲突效应均成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基于多层次的共识类型分析,共识的国际战略心理学研究包括合作与冲突的效应讨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分析能够重构共识与国际合作、共识与国际冲突的理论逻辑,对于分析和辨析国际关系中的共识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