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机遇与挑战

中日韩三国经济内部发展与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成熟,本国经济若要进一步发展,只有建立三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才能挖掘潜力,获得新动力。特朗普政府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在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展。美墨加新的自由贸易区已经诞生,日本、欧盟可能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给中日韩三国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中日韩三国没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整体处于不利态势。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设定"毒丸条款",确立了在世界经贸关系上围堵中国的世界经济新体制。美国以后可能将此推广到同日本、韩国、欧盟等的经贸协定中,对中国不利,对日韩等国也不利,将使其失去深耕中国市场的机会,损失惨重。中日韩三国之间应该采取现实主义,或者实用主义政策,以灵活务实手段,最大限度推进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谈判进程,推进中日韩地区合作大步前进。中国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继续推进自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启动同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并争取早日达成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东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东亚地区合作形式多样.东亚峰会是地区论坛,就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以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东盟-中日韩合作("10 3")是基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合作.建立东亚共同体必须以"10 3"为主渠道,辅之以"10 1"和其他东亚合作形式.中国应与东亚各国一起,坚持在"10 3"的基础上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防范日本等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负面影响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试论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需求,并经历了从不关注、不积极到关注、积极的演变.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体现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的三大特点,强调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理环境.其主要特点是: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横向联合-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主导角色--推助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努力目标--建设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等.     

中日韩北极合作:动力、阻力及构想

2013年,中日韩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后,三国北极合作的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意义。当前,中日韩在北极事务上因相同的身份认同、相似的利益诉求和相近的政策实践而存在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但由于中韩两国与日本关系紧张、美国因素的干扰以及"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存在,三国北极合作之路面临诸多障碍。因此,中国需要以现有涉北极国际制度为基础,以科研等低政治领域的制度化合作为突破口,以中韩合作带动中日韩合作为路径,避免和消弭"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影响,积极参与和推动三国的北极合作。     

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再思考

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加速"右倾化"、东亚国家岛屿与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化等因素作用下,东亚合作困难增多,深化发展面临瓶颈。虽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在现阶段受到一定质疑,但其在引领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应坚定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并为其赋予新的内涵,探索新的路径。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对"东亚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将为世界带来种种机遇。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来干预亚太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

2009年日本民主党首次登上执政舞台,鸠山由纪夫当选第一位出自民主党的日本首相。鸠山上任前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突出强调以"友爱"精神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是一个极具鸠山个人政治思想色彩的提法。其具体内容尚不十分清晰,但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1],在指导思想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本文拟就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东亚合作前景做一探讨。     

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最近一段时期，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热门话题。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外交上大胆提出日美平等联盟关系，高调倡导东亚共同体。美国毫不掩饰自身在亚洲事务上的切身利益。针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美国表示，“美国有一些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在门外。”中方一贯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支持探讨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国愿本着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同有关各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以及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加强沟通与协商。     

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必然趋势,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然而,在小泉政府期间,因日本不与中国讨论东亚共同体,在双边自由贸易方面孤立中国,中日关系冷淡,中日两国一直未能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民主党实现政权轮替后,表示了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姿态,受到了中国的欢迎,出现了中日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新局面。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应该根据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前提、原则与途径,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     

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日韩三国海上安全问题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紧密相联。根据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有关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在相互联系的安全威胁中,行为体之间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可分割。因此,中日韩三国必须进行跨海域安全合作。在海域安全上,中日韩三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构成海域安全复合体,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过渡的趋向。     

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

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中日关系近年来的走势以及日本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冷淡态度来看,在中日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冲突没有解决之前,日本不会加入有我国参与的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我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东亚共同体与美国

“东亚共同体”问题与美国之间20年的关系（1990-2010年）扑朔迷离。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它最不愿意看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之后，它监视和反对东亚国家致力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力防经济竞争对手日本或社会主义中国主导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企图以自己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取而代之。然而，美国又要求参加东亚共同体。但美国不适宜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一是因为它不是东亚经济板块上的国家，二是由于其现行的东亚政策不利于东亚共同体建立。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参与东亚经济。     

Regionalism in Asia as Disguised Multilater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evolving arou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r ‘community’, debate on an Asian region has ostensibly pitted those who proposed an entity limited to East Asia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ten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gainst those who proposed a much wider region embracing India, North (and, perhaps, South) America, as well as Australasia. Previously these two conceptualisations possessed their eponymous translation in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reincarnated as ASEAN+3) and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However, with the creation in 2005 of the East Asian Summit to include Indi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above all, its 2011 enlargement to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conceptualisations of an Asian region has become confus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language of ‘region’ or ‘community’ is a discursive smokescreen disguising changes in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contrasting it with another recent regional project,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suggests that the actors involved are seeking to ensure the primacy of individual nation states in intergovernmental multilateral relations.     

近代日本侵略中朝思想中的民族优越论分析

日本特有的民族优越论是其侵略中朝思想的观念格局中潜在的持久性精神要素。以神国观、"华夷之辨"世界观和社会进化论等为依据而虚构、鼓噪的日本民族优越论实用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方面,促成日本侵略中朝思想的滋生和延展。以近代化成功为依托而昂扬的日本民族优越论终使其将本民族优越意识置换为"挽救"东亚的救世意识和鼓吹日本充当东亚霸主的舆论工具,发展为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理论最直接的思想基础。     

冷战后印韩关系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

与冷战时期的相互淡漠相比,冷战后印韩关系迅速发展,21世纪以来急剧升温。促成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因素包括两国的相互认知、两国的亚洲战略、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以及亚太局势的变化。印韩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亚洲的政治安全局势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前景。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将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重新思考亚洲国际秩序的建构。     

In search of proximate enemies

Abstract: The post-Cold War context has accompanied the ascent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and consumer markets, as exemplified by China, while Japan's experienc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struggle with an economic slump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called bubble economy. Japan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cool Japan’ instead of the economy, but even more notable is the rise of the Korean Wave. Joined together with political contestation over historical issues, anti-China/Korea sentiments have been growing, as is the accompanying hate-speech movement against resident Koreans in new-millennium Japan. Growing East Asian rivalry along with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Japan, the widely shared sense of socio-economic predicament and the upsurge of digital media communications have been conjoined to generate the hunt for proximate enemies – China, Korea, and resident Koreans in Japan – as the object of expressions of hate. How to develop better uses of digital media towards the cultivation of dialogic cultural citizenship is an imperative issue.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上日程。《清迈协议》的达成 ,即“10 +3”(东盟 10国加中、日、韩 )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陆续签定 ,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1步。然而 ,货币互换只是货币合作的最初形态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货币互换合作必将向更高层次的货币基金合作的方向发展。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不久的将来EAMF一定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日韩两国建立碳足迹标签制度的共同经验及启示

建立碳足迹标签制度是减少碳排放、规避低碳贸易壁垒、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履行大国责任的有效途径。日韩两国在建立碳足迹标签制度的过程中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完善碳足迹认证体系、出台指导路线、设计恰当的碳足迹标签等。中国由于起步较晚,可以借鉴日韩两国的共同经验。此外,将进口产品纳入碳足迹标签认证体系以及订立中日韩低碳贸易协定将有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并促进区域内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