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

60年代既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的时期,也是它的世界霸权地位却急剧衰落的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另一方面,以直接卷入越南战争为标志,美国不断膨胀的全球干涉主义逐渐达到顶点,其霸权与实力之间日益严重失衡。此外,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开始由鼎盛到幻灭;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消极后果也开始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显露出来。所以,到60年代结束时,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已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关于美国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国国内近些年来是否出现“极化”现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不再有效率以至于难以运转和工作等,成为认识和判断美国最为重大的问题.而美国是否对中国奉行“遏制”战略,也是中国国内高度关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对这些认识和判断美国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并未走向衰落,美国政治极化并未对其制度造成严重中击,美国也并未奉行对华遏制战略.     

"从东南亚向亚太的扩展"--试论冷战时期日本的区域主义

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可称为东南亚区域主义 ,属于区域主义理论中的“旧区域主义”,同质包容 ,异质相斥。同时 ,由于对美国的巨大依赖 ,这时日本区域主义具有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特性。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称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经济合作的区域主义 ,出现了由“旧区域主义”向“新区域主义”转变的趋势。这种区域主义仍带有异质排他性 ,但中国已被包括在内 ,具有了开放性。同时 ,由于美国力量的衰落 ,日本区域主义表现出填补美国力量空白的倾向。因为合作对象的多样性 ,日本区域主义将实际合作放在制度建设之上。此时 ,日本政府设想的区域合作 ,基本是在“低级政治范畴”的“功能”领域     

美国金融大国地位的变化

进入80年代中期,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明显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之一是它丧失了世界头号金融大国的地位。美国的相对衰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一。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 ——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英国独控印度洋的时期也是其扩张达到高峰继而转向衰落的时期,尽管衰落的速 度——因为有印度殖民地资源的支撑——要比今天的美国慢得多。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在中亚失败 后转入衰落的现象再次说明：建立在“心脏地带”之上的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具体表 现是它存在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悖论。这种悖论称之为“麦金德悖论”。产生 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国力达到目的。英国之后,麦金德理论 的这种悖论——可能是历史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教训——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相反,它在包 括美国、苏联在内的后发强国中还得到激赏并被大规模地推向实践,其结果也无一例外地深陷其 中并由此转向衰落。“麦金德悖论”反映了霸权国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有相当的经验教训 值得汲取。     

美元霸权的历史考察

美元霸权兴盛于英镑霸权衰落之中,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美元霸权经历了确立与巩固、由盛转衰、调整与恢复的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经济实力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美元霸权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美元从美国于1900年正式通过金本位法案起,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同英镑争夺世界金融霸权,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终取代英镑霸主地位独霸天下,时跨近60年,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14年即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个时期是美元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开始崛起的时期。     

美欧日关系进入权力再分配的新周期

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明显加剧,美国的霸权地位继续衰落,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的力量对比首先是经济实力对比正在形成新的均势,它们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权力再分配的渐周期,其影响是全球性的。     

美国次贷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度蔓延,美国经济开始步入衰退,而与此同时,欧盟力量相对提升,中、俄、印等新兴市场力量凸显,孕育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的变数.在诱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诸多变量中,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与中国享有的发展机遇无疑是两个有较强关联性的重要变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其成因探析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摩擦由来已久,经历了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美国 与日本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8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与美国经济失衡 及摩擦为主的阶段,以及其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是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二战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的相 对衰落。战后加速和维持东亚与美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原因是：东亚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东亚与美国储蓄和投资率差异、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变化以及美元全球霸权体系的确立。 我们认为这种失衡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70年代以来的美欧日经济关系

战后,美欧日经济关系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当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的优势。50年代末,特别是60年代开始,美欧日经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相对衰落,渐渐地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美欧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愈益发展。进入70年代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它使美欧日经济关系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     

2011年韩国经济展望

韩国经济预计在2010年取得5.9%的增长率的基础上,2011年有望取得3.8%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有回落的趋势,欧洲的财政危机仍有可能持续,使得韩国主要产业的出口和投资增幅预计都将回落,民间消费也因政策效果和资产效果的萎缩等原因很难期待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因此,韩国经济要在2011年复苏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比较困难,这就要求韩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战略时更加慎重。     

东亚经济复苏前景展望

１９９９年以来,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出现经济复苏迹象,如汇率基本稳定,股票市场活跃,出口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增加。东亚经济真的复苏了吗？我们认为;东亚经济复苏的进程将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经济调整状况的影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断言东亚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复苏的阶段为时尚早,同时,东亚国家再次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大。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调整步伐,是东亚国家走向全面复苏的基础,也是２１世纪东亚国家创造新一轮经济发展空间的关键。     

论中、俄、日三国面向21世纪的利益关系框架

国际社会的竞争、经济利益的互补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是形成中、俄、日三国关系框架的综合因素 ;而中、俄、日经贸合作与政治协作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又为三国构建利益关系框架的进程带来了现实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中、俄、日必须克服“冷战”思维 ,注意解决热点问题 ,在实现市场对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做出共同的务实性努力 ,才能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同时 ,强化亚太经济圈的主体部位与核心作用 ,牵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格局的危险图谋 ,为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做出贡献。     

新加坡经济波动透视

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出现了急剧的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影响。面对国内经济的迅速衰退,新加坡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实施国内经济重组与调整。从中长期看,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而波动将加大。     

Out of the shadows or into the dark? Economic openness,IMF programs,and the growth of shadow economies

The existence of shadow economies is an important, yet understudied, issu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wo distinc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gagement—economic openn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programs—affect the growth of shadow (informal) sectors. We theorize that increased economic openness will reduce the size of countries’ shadow sectors. More specifically, we posit that eliminating market-distorting trade barriers will decrease the incentives for shadow sector activities such as smuggling. Additionally, we posit that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ositive, “climb to the top” effect on states’ regulatory and labor policies that enhance the prospective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formal sectors. Conversely, we argue that participation in IMF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can lead to great shadow sector activity as IMF-imposed structural conditions might cause significant near-term economic hardship and degrade states’ regulatory capacity. The results from a panel of 145 countries from 1971 to 2012 indicate that economic openness reduces th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while participation in IMF programs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 larger shadow economy.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divergent for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gagement might affect shadow economies.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继续发酵和油价暴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经济趋缓,通货膨胀加剧。由于困难因素远未缓解,美国经济低速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将继续受到一定的拖累。在当前不确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下,中国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积极、及时、灵活应对,就能趋利避害,使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东盟经济增长的波动及其趋势

近年来,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急剧的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影响。从东盟经济增长趋势看,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而波动有所加大。     

2013~2014 年东盟经济的分析与预测

2013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减缓.近年来,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出现明显的变化,国内需求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国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加快国内重点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内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2014年,东盟国家仍将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也将面临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新挑战.     

中国与文莱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及前景

近10年来，中国与文莱的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形成了以石油等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为基础，其他各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与交流逐渐展开并初见成效的发展格局。中文两国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国政府对彼此间的经贸互利合作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加以推动，必将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itime Strategy: A Parochial View from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non-state threats, America's ongoing war on terror, and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s economy all affect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and maritime power, the US bears a unique responsibility—it must secure and share the benefits of the global commons. A maritime strategy is not just a force planning exercise, or a guide to naval operations in wartime.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key trends and non-military issues – geographic,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 that the Navy and the country must consider in developing a new maritime strategy to provide for good order at sea in the coming deca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