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印尼的民间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改善美国形象,维护美国在印尼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美国积极开展对印尼民间外交,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科技、宗教和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各类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和实施;二是坚持本土化导向和双向交流;三是受众广泛,精英与草根同时覆盖。美国对印尼民间外交在改善国家形象方面受制于美国具体的对外政策。不过,它对于输出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好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促进与印尼的"民心相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贸易摩擦评析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华频频发起规模较大的贸易救济调查，并首次启用了特保措施，从而引发中关之间的贸易摩擦。当前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是美国国内贸易政治多方博弈的结果，其中工会利益集团是保护主义最积极的推动者。因此，要缓解中关之间因贸易摩擦而形成的困局，应该关注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因素，重视工会利益集团的影响。     

古巴—美国关系50年四题

古巴革命是美国与古巴双边关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美国对古巴革命及其后续发展的反应和政策则是冷战环境中美国战略思想的典型表露.全球冷战终结并没有改变古美之间的冷战式关系,凸显了美国政策的单边主义性质、意识形态色彩和国内政治主导倾向.     

美中贸易协调性的实证分析:垂直专业化视角

基于2005～2012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6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美国对华出口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格兰杰原因,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的某一冲击会给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带来同向冲击。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驱动着美中贸易,政府在制定平衡美中贸易的政策时,不应忽视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对维持美中双边贸易均衡的约束机制。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1945～1991年)分析

冷战时代,美国的印度尼西亚政策建立在坚定反共的基础和前提上.防止印度尼西亚倒向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防共、反共的前哨阵地和重要堡垒,是美国追求的主要目标.此处的反共一方面是指与“自由世界”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深层次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是指与美国为聚焦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现实性挑战和剧烈对抗.政治、外交合作和经济、军事援助是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手段,以引诱和拉拢印度尼西亚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它具有现实利益考量、理想与道义追求的双重特性,同步交叉进行,是相辅相成和殊途同归的.     

浅谈墨西哥同美国关系的现状

墨西哥同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历来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两国以三千二百公里不设防的边界为邻,每年有数百万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寻找工作;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进出口贸易的70％是同美国进行的;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其石油出口的一半以上销往美国,截至1982年底,墨西哥所欠的八百三十亿美元外债中,美国占三百三十亿;在墨西哥的外国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8％。由此可见,墨西哥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

当前拉美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形势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两个方面。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难民、边界和领土的争端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国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政治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丧失、经济的危机、失业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社会的动乱、民族间的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 ,恐怖主义的凸显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九一一”事件后 ,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美国在安全和反恐斗争方面需要拉美国家的合作 ,而拉美国家在维护国内和国际安全方面也需要美国的支持。然而 ,拉美国家之间 ,特别是美拉之间在上述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美国借反恐加紧控制拉美国家 ,而拉美国家当然不会听任美国的控制。美拉之间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和斗争的状况将会继续下去。     

西欧在拉美地区同美国的竞争

西欧和拉美之间曾经有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关系史。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以后,美国通过种种方法逐步地染指拉丁美洲。到20世纪,美国取代了西欧的地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

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是由美国伊拉克政策的缺陷造成的。具体来说,一是其战略目标缺乏可行性;二是实施手段与战略目标缺乏对应性;三是实施手段之间缺乏平衡。迄今为止,美国仍在延续其错误的伊拉克政策,由此决定了伊拉克可能像过去的越南一样,成为损耗美国国力的战略泥潭。     

兰德公司讨论美国新的安全战略

《棱镜与政策: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战略》(1994年版)一书,是美国重要的思想库兰德公司研讨新的美国安全战略问题后所发表的论文集,简介如下。 一、美国需要有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苏联崩溃、冷战告终、地缘政治环境迅速变化、国际事务日趋复杂、国内资源紧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单边承担全球安全重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深刻的变化使世界比以前更加复杂、更富挑战性。经济与安全之间、外交与内政之间过去的区别很明显,现在却模糊起来了;对外政策还越来越受制于国内形势。这种形势要求美     

美国“伊拉克新政策”评析

“伊拉克新政策”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的内容。军事上,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大约2万人的军队;政治上,布什政府将向伊政府施压,为其设立缓解教派冲突及稳定国家局势方面的“指标”;经济上,美国将投入大约10亿美元,加强伊拉克重建。“伊拉克新政策”的出台是美国国内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观点博弈,伊拉克教派结构恶化以及伊朗核危机恶性发展的结果。美国“伊拉克新政策”的基本要旨在于控制伊拉克作为中东的战略轴心。     

石油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是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两个主角。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石油色彩或“石油味”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无疑会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影响。自进入 2 1世纪以来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渐行渐远 ,有时甚至比较紧张。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地缘政治、价值观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不能完全归结为石油。但是 ,拥有石油与企图控制资源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加剧这种紧张局面出现的因素之一。     

简析美国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调整

美国部分放松卫星出口管制,是对本国商业卫星国际市场份额下降、太空工业基础萎缩、国际竞争加剧作出的反应。美国调整卫星出口管制政策的宗旨是寻求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又要确保美国太空优势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维持原有的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这使得中美太空合作前景不乐观。     

中美关系可望持续稳定

美国全球战略和美国内反华态势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变量。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对美国全球战略产生挑战，因此前者是相对稳定的；而美国内反华态势是一个容易因偶然因素发生转折的变量，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突发事件，美国内掀起反华浪潮的可能性就不大。中美关系可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     

美国对非科技合作的特点:法制化、援助化与市场化

美非之间的科技合作起步较早,至今已有60余年的时间。美国对非科技合作主要是依靠立法、援助和经贸三种方式得以展开,双边合作的领域较为广阔。通过对美非之间科技合作的历程及内容的详细考察,我们发现,美国对非科技合作具有法制化、援助化与市场化的显著特点。     

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抉择正在来临

近来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略对峙加剧，美国眼中的伊朗问题已经超越伊拉克．伊朗亦以与美国抗衡的战略对手自居。双方之间的战略误判将导致布什政府任期内对伊朗的多种战略选择，其中不排除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目前这种危险性在上升。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新动向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方面是:防范的重点转为对付“不确定”的地区冲突;削减军费、裁减编制,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力量投放能力;大幅度裁减核武器、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强化不扩散机制;实施“全球防御有限打击计划”. 这次调整将使美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与盟国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深.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旨在确保美国的“核优势”,为布什总统的“世界新秩序”服务.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看其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含义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就是这两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走向是寻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平衡。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也基本按照这个模式演变,但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冷战与越战的起源

冷战 ,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各自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和较量。这种斗争的形式既是和平的也是非和平的。苏联和美国是冷战的主角 ,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核心内容 ①。一般把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作为冷战开始的标志 ,把1991年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 ,持续时间长达44年之久。越南战争是指二战后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干涉和战争。关于越战的起始时间 ,学术界说法不一 ,笔者以1961年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为标志②。越战的起源与冷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