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 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 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 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秩序一直处于转型之中。从域内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不同层次制度安排形式及地区认同意识等构成地区秩序的三个要素来考察,美国在东亚地区仍处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和地区认同方面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状况呈现出一种"不完全霸权"的态势。未来新型的东亚地区秩序将在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中国的崛起及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相互博弈的进程中以和平方式确立起来。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及其展望

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是地区权力分配、地区内的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认同和共有观念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变进行回顾,并对其未来的趋势做初步的探讨。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历史轨迹、影响因素与发展面向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是东南亚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持续变动并在安全实践中体现为差异化特征和形态。大国竞争和发展推动东南亚地区形成不同的安全理念和关系性逻辑。大国的推动和东盟动议共同构成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经历了英美苏主导、美苏主导、美国主导、多元并存的发展阶段。这四种形态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都是由大国在特定时期互动和博弈建构的。透过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发现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大棋局”中，主要存在三大影响因素：美国主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蒙上阴影，东盟引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维系着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稳定，中国推动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共生性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基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影响因素，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中国安全治理理念、优化大国协调路径、推动各利益方构建东南亚地区新的原则和规范及深化中国和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积极发展的关键。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日本对东盟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切入点。日本与东盟国家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经济圈、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但由于其"印太战略"尚处于理念先行阶段,日本难以将东盟国家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东盟通过开展大国平衡外交,维持与各大国的稳定关系,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维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秩序的中心性,继而实现印太地区形势的动态平衡,这将对印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后中美双边和地区战略与安全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多方面的复杂关系 ,它存在三个层面 :全球层面 ,亚太地区层面及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两国的利害关系更多的是表现在亚太地区和双边两个较为具体和实质的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外 ,两国关系更多和主要表现在战略和安全领域。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关系(一 )中美对地区战略和安全形势的看法。美国强调亚太地区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方面 ,认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地区安全的三大危险 ,并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地区安全的挑战。中国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 ,是…     

发展中大国兴起与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的产生或世界秩序的形成,是国际社会成员的物质能力、主导思想观念和规范成员行为的机构制度这三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因而体系或秩序的改变也是这三大因素在三个相互联系层面上作用的结果。改变当代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发展中大国的兴起。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东盟、中国与印太构建

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也被运用于地区层面,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东亚国家对于均势体系或结构的追逐由来已久,无论是东盟的成立,大国平衡战略的实践,还是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等都彰显了东亚地区结构的不断变动,显示出东亚地区国家间追逐权力平衡的过程。     

冷战后韩国的东北亚安全战略构想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安全政治中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困境问题。韩国认为,周边强国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韩国生存与繁荣的保障。从现实情况看,韩国的力量难以同周边大国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抗衡,归根结底,只有在大国间的力量取得平衡并相互制约的前提下,韩国的活动范围才能得以扩大。所以,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维持当前的地区力量均衡,防止因为周边大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导致的地区秩序瓦解,对于韩国意义重大。冷战后,韩国所提出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战略构想无疑将对维持该地区长期和平发挥关键性作用,韩国也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和平红利。但由于其内在缺陷,这一构想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化解韩国长期所面临的安全困境。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东亚安全问题是以海洋安全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影响东亚海洋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美日同盟是最重要的一组变量。当前,海洋经济方兴未艾,海洋科技蓬勃发展,海洋空间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东亚地区海洋力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且域内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存在。美日同盟为实现对地区海洋秩序的长期主导,调整了同盟的安全意向,其海权同盟属性愈发明显,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多边化的特征。这一趋势必然会导致东亚的海洋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应持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有力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武力威慑;同时,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引导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由弱向强、迭代演进的技术发展逻辑，不同技术阶段的“主体性危机”与“责任危机”的形态和程度各异。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低智性通用大模型的赋能作用可能会强化安全互动场域中的边缘安全主体责任。安全互动呈现出多重安全主体并存与安全客体责任离散的互动模式。在强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被拟造为“类人”主体，成为多重安全主体中的一分子，安全互动呈现出无秩序形态。既有安全主体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算法和主体权力被侵蚀的特征，而安全客体则表现为普遍卸责和主体责任终结的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安全主体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入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可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并细化事前责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可凭借大国协调，在确立智能体“半主体”身份后，建立一种“监护人”制度，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上开展全球安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