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秩序观意蕴——兼论“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当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其可行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为解决当代世界秩序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合理的思路,该思路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其他世界秩序观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如何确立良性世界秩序的主题、合法性根基以及正当性诉求。由"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世界秩序观开启的世界秩序想象,恰好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反思性的借鉴。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刍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一种制度化的视角

价值理念最有效的传播与内化方式是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是。何况,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就有着合理的制度化缘由:首先,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有相应的制度与组织实践,它们是构建、强化、维护共同体的必要力量;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基于"共生理性"而合理地借鉴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这两条制度化路径来开展制度设计;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既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也能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提供帮助;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制度化的实体组织和实践机制,如联合国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可分别在全球与区域层面"双轨"推进其构建进程。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制度转向",使其从"价值话语"发展为"制度话语"和实体形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区主义与中国

在国际经济学中,通常把地区主义看作是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就是单个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①。在国际关系中,地区主义界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了较为宽泛的地区合作安排到地区制度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一体化现象。地区主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正如“ism”(主义)这个后缀词所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观念信仰。用一句话来说,地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坚持地区层次的安排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法。它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价值的追求,这种秩序可以指特定地区内的秩序,也可以指作为实现世界秩序的一种方法。地区主…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具有正义性、和平性、包容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它反映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外界关系的思想理念。"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中国运用物质力量来推动,但它拒绝简单地被"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来分析和理解。运用西方既有主流理论范式来理解和分析"命运共同体"有其局限。中国外交需要中国思维和视角。过程建构主义是主流范式之外的中国理论创新,它可以赋予中国外交政策及"命运共同体"以新的解释。但过程建构主义仍是单一范式研究,而由于"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具体的问题导向研究,因此,借用分析折中主义,并纳入过程建构主义来分析和考察"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也是一个观念秩序;利益共同体是它的基础,安全共同体是它的保障,共有知识的建构是其最高标准。共同安全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和战略目标,即它展示的和平发展战略凸显了中国尊重他者的合理安全诉求;合作共赢原则反映了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的国际格局中合作安全的重要性;伙伴关系战略则展示了中国探索和实践"同盟安全"之外的新安全观的外交努力。     

构建中俄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与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俄关系也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需要，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符合中俄双方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创造更多的积极因素。在内涵上，命运共同体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俄两国积极的政治合作意愿、蓬勃的经贸合作势头、坚实的民意基础和共同应对外部挑战的需求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立了良好开端。但是，中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面临着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各种挑战。对此，中俄应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民间往来和完善合作机制，不断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指导意义

2016年G20中日首脑会谈,是自2014年以来第三次中日首脑会谈,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习主席主张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G20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导理念。自2013年3月以来,习主席对"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阐释,希望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思维,是关于国际秩序的新主张,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今后,中国与日本应以"命运共同体"为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再正常化"发展的轨道,并与东亚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价值与实践路径

中国命运已经与世界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秩序重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后果,并形成锁定效应,使资本主义发展陷入"卡夫丁峡谷",这将是未来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基本世情。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包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发展,展现出多重世界历史价值。本文认为,命运共同体世界将推动人类社会形成新的发展范式:一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为主导的政治范式;二是对话谈判、求同存异为主导的安全范式;三是合作互补、开放共赢为主导的经济范式;四是互学互鉴、多样共存为主导的文化范式;五是保护优先、绿色低碳为主导的生态范式。但是,命运共同体世界的形成应遵循双边命运共同体、多边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层联动、循序推进的方式为发展路径,并要把握好虚拟共同体转型和命运共同体创建的辩证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导者、引领者和核心力量。     

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逻辑原初性

外交战略思想研究是关于世界大势研究的学问。当代世界大势源自于由世界万事万物的"一物两体"性造就的世界多元共生性。当代世界多元共生性为当代世界大势既开辟了逻辑演绎的原初性,又提供了动力原初性;既开创了全球性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演变过程,又让历史跨入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因此,当代世界在寻求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矛盾对立统一过程中持续打造全球性共生关系网络结构体系公正合理性、包容开放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多维、多层次、复合性凝聚体系的过程。蓄大势要立足于当代世界的多元共生性,谋大势要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审大势要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 ———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

20世纪20年代, 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将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 会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等方式, 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 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提供了 现实的革命对象, 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从此, 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秩 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主权国家”体系并加入竞争, 而是根据世界革 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 构建新的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

由人派生出来的所有行为体均是人的共同体,是既存在矛盾冲突又必须合群共生的对立统一体。这不仅源自于人具有独立性、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双重基本属性,而且同样被赋予此双重基本属性,由此带来内外关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又显示出合群性、必须合群、能够合群的三重取向。并以此作为恒久矢量引领内外关系的联系互动,不断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排解各种矛盾冲突,构建起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彰显内在具有能群能动性。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人能群的内在能动性终于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当代意义。当然,人类依然面临如何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从各种矛盾冲突中走出来的挑战,然而是否要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应对挑战却依然存在争议,因而有科学解读的必要。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

中国参与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认同现行国际秩序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认为其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更显迫切。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主张维护其合理内核,并针对其欠缺之处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行改革完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最终目标。为了更好地维护、推进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种世界秩序模式的现实分析

伴随冷战的结束,旧秩序解体,什么样的新秩序才是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目前,国际社会主要存在着 3种世界秩序模式:单极霸权秩序、两极对抗秩序和多极均衡秩序。单极霸权秩序早已成为历史,这种模式与当今的世界多极化趋势相悖。在国家利益仍在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两极对抗秩序也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人类最终和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多极均衡秩序。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俄罗斯“东转战略”：权力格局、主导规范与制度安排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的重要对外战略。本文从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分析国际秩序转型对于“东转战略”的重要影响。国际秩序是一个由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共同构成的概念，其主要由权力格局、主导规范和制度安排三者组成。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表现为权力格局方面“复杂两极”的出现，主导规范转型体现为政经合一观念和新兴治理观念的兴起以及制度安排方面多元化、竞争性多边制度的出现。这些变化促使俄罗斯力图通过“东转战略”来寻求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加强与亚太国家在货币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支撑“东转战略”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需要面对远东地区由权力格局转型引发的安全风险，由主导规范转型引发的能源合作变化以及由制度安排转型引发的多边合作对接等问题。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俄可以在区域安全合作、金融和高科技合作、绿色发展对接乃至多边合作平台建设方面开展互动，进而维护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

20世纪是美国霸权的时代,其间三次国际秩序建设的诉求都是与美国霸权目标直接相关的.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秩序设计和霸权目标是奠基性的,制定了20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及其霸权方式.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过其世界秩序的火炬,促成了联合国的创立,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制度体系,将美国推上了西方世界霸权的宝座.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遵循具有帝国特征的单极秩序逻辑,体现了美国大战略的转轨.鉴于多边国际制度作为建构未来秩序的基本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当前的单边主义战略难以奏效.     

去霸权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的时代趋势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一种海洋叙事。海洋叙事是塑造海洋秩序与海权及捍卫海洋权益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海洋叙事一直较为式微,特别是中国海权在世界海洋叙事体系内常常处于被西方海权"代表"的状态。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对历史性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在海洋领域的发展,叙述着一种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与新型海洋秩序,是海权从垄断走向共享、从传统走向新型的分水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中国海权的发展趋向是有别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是一种去霸权化的治海权,而非零和式海洋霸权。由于传统海权的惯性以及美国海洋霸权的主导,新型海权及其观念若要形成普适性共识,尚面临诸多挑战,但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必将成为未来海权的时代趋势。     

共生视角下“中国责任”的目标、实践及保证

共生理论研究的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寻找一条“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现阶段,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更多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中国对其具有全球意识的大国责任,即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体自觉也在增强。十八大以来的事实证明,在和谐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中国责任”将建立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核心目标,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之付诸实践,最后则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部署,以此为之提供坚实的内部保证。而目标、实践及保证等三者的有机结合正积极推动中国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与构建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道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两大支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维护中国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秉承聚同化异、平等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