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法治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海洋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海洋法治建设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海洋立法、修订已有涉海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律与规则的制定、坚决捍卫国际海洋法治等举措,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海洋法治体系,切实提高海洋治理能力,从而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做出自身贡献。     

韩国海权观:力的谋求与逻辑转换

韩国对海权概念的表述和对海权概念内涵的认识历程独具特色。韩国将海权译为"海洋力",也存在着将海权概念内涵要素从传统的"海军力""海运力"扩展至"海军力""海运力""水产力""海洋开发力""海洋环境保护力""海洋治理力"等等的趋势,表明韩国海权观从传统海权观向综合海权观的过渡。韩国海权观凸显了对"力"的谋求。随着韩国海洋实力由弱转强,韩国海权观经历了从海洋弱小国家的海权观到谋求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权观的逻辑转换。目前,韩国海权观仍存在诸多局限性。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

从近代到冷战时期,海权问题一直是重大战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对美国海洋霸权、维护我国海洋安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冷战后,美国的太平洋海权战略安排具有遏制中国作为潜在对手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的图谋,并集中体现在美日军事同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具体领域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形成沉重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其政策影响

受全球化、科技革命、中国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近年来美国国内对海权进行新的反思,海权终结论让位于海权不可或缺论,马汉与科贝特的海权理论受到新的审视,技术创新对海权的影响被格外关注。与新认知相伴的是美国海军战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从"由海向陆"转向"重返海洋控制",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确定"全域进入"新职能,将中国作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对海权的再认识及政策调整,是其维持海洋霸权的自然逻辑发展,将加剧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     

“航线共同体”整合概念的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海权发展与中外历史经验

本文以当代区域整合的概念，结合传统“中华世界帝国”区域整合概念，诠释“航线共同体”的建构，并多角度地分析了明朝郑和创建的“封贡航线”和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建构“全球围堵航线”，双双建构了海洋霸权。据此启示，通过“东亚共同体”走向“亚洲共同体”，再经“亚非共同体”迈向“地球共同体”的阶段性海洋发展战略，中国的海权发展才能建构出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创造出安和富庶、共存共荣的优质国际社会。     

“一带一路”沿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研究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互利共赢性、均衡普惠性,沿线各国如能摒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霸权等,必将有效维护沿线网络安全。但是沿线各国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时也面临西方大国的掣肘、意识形态各异等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了建立沿线网络空间共治权利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形成沿线网络空间共同利用的体制机制、补齐沿线网络技术和产业发展短板等构建沿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机制。     

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传统的海洋强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其霸权是建立在对海洋控制的基础上的。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强化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并开始大力发展海权。作为连接中美两国的唯一地理媒介,海洋事务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两国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有合作。由于太平洋成为世界海洋体系的轴心地带,中美两国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这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海权合作主要包涵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并且由于主客观因素,中美海权合作有深化的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动力。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与构建路径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面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多重挑战。着眼于信息时代下的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新范式超越“零和博弈”旧模式，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须坚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安全、责任和利益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身份叙事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身份建构

国家身份可以划分为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具体身份是总体身份在不同场域的具体投射。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形式,叙事则是身份建构的主要机制,它将一系列关于总体身份和具体身份的隐喻以特定逻辑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总体身份是负责任大国,而这一身份的主要表现则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身份通过领域或功能以及地域两个维度被投射到北极场域,形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具体身份。本文在论述叙事和国家身份形成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一身份隐喻通过叙事被投射到具体场域中的过程。通过叙事,"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同中国的国际责任、各国的共同利益等话语联系在一起,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北极场域的延伸,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的组成部分。     

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论北极问题与南海问题的本质不同

随着北冰洋海冰融化速度的加快,北极的国际关注程度逐渐增加,北极权益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由于北极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北冰洋沿岸国和非北冰洋沿岸国都试图寻找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战略定位,因此导致目前北极地区的相关概念混乱不清,不利于北极问题的可持续性解决,也有可能演化成地区冲突。本文探讨了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包括地理区域尺度、地缘安全区域尺度、地缘政治区域尺度和地缘经济区域尺度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北极地区的北冰洋沿岸国与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与北极利益攸关者、大北极国家与泛北极共同体等相关概念;并对北极问题和南海问题进行了正确区分,阐述了北极问题和南海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明确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及相关概念,才能更加有利于我国的北极可持续发展建设实践,也能够避免其他国家将北极与南海相提并论,避免干扰我国南海权益的正当维护和北极权益的正当争取。     

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深邃、实践丰富、意义重大,体现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辩证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共生;以元首外交与主场外交为引领,扎实推进中国外交议程;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超越权力转移范式误区,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History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power

We compare the rise of Chinese seapower today to the rise of Imperial German seapower a century ago. The comparison is worthwhile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comparison holds merits in its own right. We use German Admiral Wolfgang Wegener's three indices of seapower-strategic position, the fleet, and strategic will to the sea-to assess the two countries’ maritime potential. This analysis leads inexorab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 holds far more potential for seapower that did the Kaiser's Germany. And second,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re consulting German history as they inquire into the triumphs and failures of past great powers. Trying to divine how they interpret the German experience could let Western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of grand strategy glimpse China's maritime future. In turn they can improve their own handling of strategy in East Asia.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在南海的适用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是缓和争端方矛盾的最佳途径,它能给予各方充分的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能为海洋边界的最终划定奠定良好的基础。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其划界争议的解决尤为复杂。近年来,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但这些临时安排存在可操作性差、约束力弱、合作层次低等弊端。未来我国在与南海争端方签订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时,应努力克服上述弊端,使其价值能真正凸现出来。     

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的确立及其思想根源

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积淀,21世纪初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最终确立。它集印度洋“区域控制”和向周边大洋“远洋延伸”为一体,以建立世界级“海权国”为终极目标。新时期印度海权战略有两大思想根源：其一是源于印度地理和历史的强烈海权意识,其二是马汉海权论影响下的潘尼迦海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