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和平发展共同推动东亚和谐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新形势下,中国确立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应该共同推动东亚和谐。为此,中日两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实现中日和谐。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

从历史的经纬看,中国必须走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取决于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与接受程度,而这一对关系是可以相互建构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包括与邻国建立起牢固的睦邻友好关系,与大国建立起稳定共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将对世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     

“和平崛起”新维度下的中国外交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出现，并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即一种新的 和平的大国兴起模式。其背景是在全球化、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中国国内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 下，中国需要塑造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使美国和中 国周边利益相关国家有所顾虑，为此中国已使用新的“和平发展”提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中，因复 杂的国内外因素制约，仍然面临相当的挑战。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 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就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否成功的三大标志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两份白皮书中,中国政府系统阐述了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目标和意义,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决心。从历史的角度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部分崛起,美国通过半和平的方式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实现了全面崛起。这些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经验参考。为塑造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尽力减少当前面临的国际体系环境、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周边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中国如果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使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让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就取得了成功。     

南北格局与和平崛起:二十国集团综合国力研究

本文分析二十国集团2000～2015年期间综合国力的动态变化,发现世界经济呈现南方崛起、北方衰落新格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为主要崛起国,欧盟、美国、日本为主要衰落国(或地区).这种南升北降新格局可以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和国家创新竞争视角得到解释,发达国家“因发达而老化”,缺少创新意愿和能力,必然走向衰退.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和平崛起基础不断夯实,一方面成为主要大国的利益攸关方,是二十国集团超过一半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大国伙伴关系,这是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资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主动走出去,积极与主要大国领导人高层互动,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和平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更加凸显,并将更多承担南北桥梁关键作用,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大国之间的竞争成为良性竞争, 不会由 于竞争而导致全面对抗;全球性问题突出带来了大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全球化加速发展为中国和平 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和平崛起 必须建立在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妥善顺利解决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各种深层次问题的基础之上。     

中国崛起的"和平性"判读--关于"和平崛起"的理论性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崛起 ?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分三个方面讨论“和平”与“崛起”之间的关系 :(1 )如何把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崛起和平”的问题具体化 ;(2 )中国如何能做到“和平崛起”或者“崛起和平” ;(3)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理论建构     

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

奥根斯基权力转移理论中关于权力和平转移条件的观点--从维护国际体系既存主导大国的利益和地位出发,竭力防止崛起国家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回答权力如何和平转移的问题.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将评介这些观点并进一步研究崛起国家实现和平发展的条件,并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考察中.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中呈现了多种机制和路径并存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缺乏可以主导地区经济合作的力量和机制。这就为该地区次等力量、次等双边合作关系充分发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凸显了它们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作用。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必将激起区域内各种双边关系的调整,推动中、日、韩三边合作、东盟与东北亚 3国的进一步联合,从而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当前,中韩政治关系良好,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加强,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上有共同利益,建立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基本成熟。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东亚贸易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

一、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 （一）进口替代政策 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东亚地区整体上处于恢复经济、完善经济结构阶段，重点发展工业，实行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道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亚地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对外国产品的严重依赖，     

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FTA战略的影响——基于TPP合作视角的分析

美国通过加入TPP从实质上确立了"重返亚洲"的全球战略调整,在更大程度上加快了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干涉。美国主导下的TPP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中国的整体和局部FTA战略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必须正确认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战略转变以及TPP扩张带来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对FTA战略做出合理的调整。中国的FTA战略重心仍应保留在东亚地区,提高国内企业对FTA的利用率,同时跟踪研究TPP的最新进展,为以后加入TPP谈判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过去由日本主导或作为“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已荡然无存,东亚在经济合作中主导力量缺位。谁又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的作用?当前,中日尚不可能,东盟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可发挥统招者的作用。东亚各国以及其他参与国亦惟有借助于东盟这个主导平台,才能更好、更快、更顺利地走向区域经济合作和奔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大路。     

东亚区域能源安全与东亚共同体构建

东亚共同体是未来东亚合作和东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但目前它尚处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短期内无法建成。近年来，东亚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能源安全困境，它涉及到东亚国家现实的共同利益问题。区域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东亚国家普遍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以区域能源安全合作为切入点，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制或区域能源安全共同体，那么不仅有助于推动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进程，还可以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和运行积累宝贵的经验。     

日本-东盟CEP框架下的区域产业分工

2008年4月14日，日本与东盟在京都签署了《日本一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AJCEP的签署，这是2002年1月以来日本对东盟经济外交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作为一个典型的“南北”型协定，同时也是日本首个与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AJCEP的出现既是日本对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和东亚区域产业分工发展的一种回应，又必将对今后的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Realists agree that great powers balance the military power of rising powers, but there is little agreement regarding secondary-state responses to rising powers. First, there are differences regarding whether secondary states balance or accommodate rising powers. Seco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realists regarding the distinct role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factors in secondary-state alignment policies. Third,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state alignments are not necessarily determined by realist variables, but can reflect preferences shaped by intention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r cultural influenc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issues in balance-of-power theory. Its empirical focus is the impact of the rise of China on secondary-state alignments in East Asia. After examining the complex mix of China's military and economic reach in East Asia, it concludes that secondary-state behavior is sensitive to local variation in the great power capabilities and that secondary states tend to accommodate rather than balance rising powers. It further concludes that economic capabilities alone are insufficient to generate accommodation, so that the political-economy literature should reexamine cases of apparent secondary-state accommodation to economic dependency, sensitive to the presence of military vulnerability on the part these secondary states to proximate great powers. These conclusions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thing sui generis or culturally-determined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at realism can explain alignment behavior among East Asian states as well as it does among European states. Research on East Asi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that is sensitive to intra-regional variations in U.S. and Chinese military and economic capabilities also challenges assumptions of an emerging Chinese regional hegemony or of a costly region-wide U.S.-China competition.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从“六方会谈”看东北亚经济合作

“六方会谈”是由中国政府发起为解决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的政治行为,它是一个维护地区政治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协调机制,它不仅从发展走势上影响着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而且还影响着东北亚经济合作模式的选择。在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区域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应把这一解决地区争端的多边协调机制作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基础,制定自己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