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

"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

"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具有正义性、和平性、包容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它反映了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外界关系的思想理念。"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中国运用物质力量来推动,但它拒绝简单地被"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来分析和理解。运用西方既有主流理论范式来理解和分析"命运共同体"有其局限。中国外交需要中国思维和视角。过程建构主义是主流范式之外的中国理论创新,它可以赋予中国外交政策及"命运共同体"以新的解释。但过程建构主义仍是单一范式研究,而由于"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具体的问题导向研究,因此,借用分析折中主义,并纳入过程建构主义来分析和考察"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也是一个观念秩序;利益共同体是它的基础,安全共同体是它的保障,共有知识的建构是其最高标准。共同安全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和战略目标,即它展示的和平发展战略凸显了中国尊重他者的合理安全诉求;合作共赢原则反映了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的国际格局中合作安全的重要性;伙伴关系战略则展示了中国探索和实践"同盟安全"之外的新安全观的外交努力。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全球安全倡议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迪及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Shared Security: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mankind faces a growing number of “common threats,” “common crisis awareness” has emerg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have begun to realize the very nature of non-traditional threa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lobal village, and to demand responses to those threats in the form of “shared security.” Based on 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 eld of peace studies, a constructivist “transitional form” of Western theories has taken shape. Various “independent form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have subsequently been created, and they all share the common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ed security.” The key to achieving “shared security” lies in how to deal with “heterogeneous” phenome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s security ideals and diplomatic style are unique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nese concepts such as “Bao He Tai He”(great harmony is preserved in union), “Wan Guo Xian Ning”(the myriad states all enjoy repose), “He Er Bu Tong”(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and “Tian Xia Da Tong” (unity of the entire world) all embody ric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the core values for “shared security.” Recently,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ing discourse on “shared security” by proposing suc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 the “New Tian-Xia Doctrine,” “the Common Security of Human Beings,” “the Common Security of Multiactors,” and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s and argues that “shared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valid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very feasible in practice.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on Security: On the Need for Value Consensus as a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common securi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basic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mong n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 consensus or value basis has become very “thin” as a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the incep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ong with it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superpowers and their antagonistic ideologies. Within strategic culture, there is juxtaposition between confront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In security concept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strategies, there exist several competing models such as hegemonic stabil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imary aim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main: avoiding major war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s. There are two new challenges: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to avoid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aused by an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various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fecting human life on a global scale. In an era of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practic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s inflicted by each nation’s reliance on its own self-help and compe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