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南海行为准则”对中国南海维权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东盟相关国家为制约中国在南海行动,确保南海既得利益,极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尽快制订和签署。签署“南海行为准则”虽不利于中国当前维护南海权益,但可为中国最终解决南海问题争取时间和空间。中国应在积极参与并主导“南海行为准则”制订的同时,强化南海资源开发和岛礁海域管控,努力提升综合实力,为全面彻底解决南海问题打牢基础。     

海上问题的妥协与合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的案例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该宣言未达到东盟目标,东盟期待出台一部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DOC实施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于东盟各国,这被视为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只同意进行双边谈判并且总是避开进行多边谈判。DOC体现了中国对于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调整,同时也体现了东盟成功诱使中国来谈判这一问题。本文将集中分析中国和东盟达成DOC的过程、已取得的成果、影响中国和东盟解决南海问题应妥协与合作的因素。     

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

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和谐。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体,应成为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东盟经贸相融,观念相似,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强烈,并建有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共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具备现实可行性。中国和东盟需在海上务实合作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夯实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基础;完善海上合作机制和架构,扩大双方对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共同认知;统筹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海上合作关系,推进双边与多边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准则。     

南海环保合作路径探析:波罗的海的实践与启示

当前南海局势趋缓降温,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取得积极进展,这为中国-东盟开展南海务实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章提出,基于南海地区的现实情况,中国-东盟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进行合作。通过对波罗的海环境保护合作的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剖析,文章提取了3个核心要素,作为中国-东盟框架下构建南海环保合作机制的基石。在当前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机制的发展势头良好、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入深水区时,争取在准则范围内达成南海环境保护的法理框架,构建机制化的南海环境保护合作,有利于整合现有的海洋合作实践,为真正开启常态化、长效化和广泛性的区域海洋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东盟与南海问题

1992年《东盟南海宣言》公布以来，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参与已有2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92-1995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2002年至今。在此期间，东盟先后为参与南海问题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建立由东盟主导的地区预防性安全多边机制，并将中国纳人其中。二是对外公布《东盟南海宣言》，为东盟参与南海问题奠定了基调，并为其后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COC，     

理解南海问题中的东盟:以陆制海、东盟崛起与地区稳定

南海问题已成为讨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难题。学术界在分析中国-东盟关系时,依据不同的问题领域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大理论有不同的认可。但在南海问题上,国际流行的舆论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势,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思路,不尊重国际法。本文认为,上述理论都不足以帮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问题。就南海争端而言,中国与东盟既有共同的表述,但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之所以重视作为地区组织的东盟,既源于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也源于东盟的独特力量。与流行的看法不同,中国不仅没有削弱东盟,反而不断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在南海问题上强调和东盟一起发挥稳定地区局势的作用。中国之所以这样做,除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之外,也是向外拓展海洋势力的需要,中国的基本主张是以陆制海。此外,随着东盟在平衡地区外势力中的地位上升,中国也倚重于东盟来抗衡外部力量对地区稳定的破坏。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东盟化”南海议题——进程、动力与前景

本文致力于探讨东盟(国家)频繁使用东盟会议(场合)讨论南海议题的努力进程、背景与影响。"东盟化"南海议题是对东盟(国家)利用东盟会议(场合)讨论南海议题努力进程的简称,是南海议题"国际化"进程的一部分或者是主要部分。东盟国家尤其是轮值主席国是"东盟化"南海议题的主力,背景是东盟国家在南海议题上对中国的顾虑。域外大国的鼓励与推动是"东盟化"南海议题的外部动力。"东盟化"南海议题的首要场合是东盟会议,也就是仅由东盟国家参加的会议;"东盟化"南海议题的另一途径是东盟会议的衍生会议,也就是东盟与其对话伙伴们的会议,如东亚峰会与东盟+1会议。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具体成果并不多,但不能否认或低估其实际效果。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是影响"东盟化"南海问题结果或效果的主要因素。不过,只要南海争议(议题)存在,美国与东盟国家推动"东盟化"南海议题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南海建立信任措施与区域安全

进入新世纪的南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多层次、多渠道的信任措施逐步建立。南海建立信任措施是中国运用新安全观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它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 ,塑造了新的区域安全环境。     

不必处处随美国起舞

南海问题及争端由来已久,但近来南海周边有些国家突然对一些有争议的岛礁"激动"起来。这些国家置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而不顾,刻意挑起事端,甚至大有不惜一战之架势,使得本来相对平静的南海顿时阴云密布。这些国家的异动表面上看是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推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推波助澜。     

印度“大周边”战略与印度—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分析

印度为加速大国崛起的进程,近些年来制定并实施了"大周边"计划,不仅在地缘上获得了扩展,而且在战略上与东盟实现了有效对接,形成了"10+1"的合作机制。印度和东盟的合作,与二者之间的利益获得有关,一方面实现了利益共赢,另一方面对其周边地缘政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印度与东盟之间的互动,对南海地缘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使南海海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中国在与印度和东盟进行友好交往的同时,应对二者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保持警惕,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化解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使南海安全处于稳定的态势中。     

双层复合博弈下的南海维权思考

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是指中国同5个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与中美之间的南海战略博弈两个层面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五国力图通过中美战略博弈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五国与中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强化其战略优势。当前,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出现冷战性质的对抗倾向,南海利益博弈被美国掀起的大国战略竞争所裹挟,体现为崛起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利益协调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虽然进展缓慢,但一直在前进,体现了中国和包括五国在内的东盟缓解南海争端内在的不竭动力。有鉴于此,中国宜通过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予以精准应对,既要将和美国的南海战略博弈与中国和五国的利益博弈区分应对,又要针对五国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追踪与研判:《南海行为准则》制定问题的研究动向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南海行为准则》制定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学界对准则问题的基本认知,以期为相关部门和国内学界开展进一步的对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在行为准则制定工作久拖不决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倡议的先行尝试制定岛屿规则、专属经济区行为规则等"准则单行本"或绕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另行创制《南中国海海洋法公约》等新观点尤其值得国内重视和研究。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演变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并无岛屿主权争端，但在纳土纳群岛，印尼与中越等国存在海域划界纠纷。印尼不属于南海问题的争端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一直积极扮演南海争端“调停者”角色，希望借推动解决南海争端彰显其地区大国的影响力，确立在东盟的领导地位。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探析——基于规范扩散的视角

自1995年,美国通过政府声明、官方讲话、政府文件等方式凸显"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并使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自2009年,美国将"南海航行自由"框定为国家利益,通过媒体歪曲中国"破坏""南海航行自由",力促公众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威胁达成共同认知。2015年9月,美国在《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增加"1263号南海行动"章节,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干预南海问题的具体内容,随后针对中国在南海进行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规范的扩散采取自上而下的"教化"模式,是美国的霸权主导以及对本国和它国国内制度的利用与操控。美国的这种自上而下单向的规范扩散忽视了规范传播的复杂过程以及规范本身的变动性,忽视了可能导致出现新规范的因素。对此,中国可以借助"东盟+"南海区域间机制,与东盟共同努力切实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付诸具体行动,通过双向规范扩散最终促进"南海航行自由"新规范的诞生。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内争论及政策逻辑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从2015年以来已经成为加剧中美南海争端的最主要因素,从2015年10月至今,美国军舰在中国南海岛礁附近进行了四次“航行自由行动”.针对这些“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内批评声音明显,对于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应挑战哪些对象,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和定位针对中国南海岛礁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内都存有极大分歧.白宫和美军方试图维持对“航行自由”的承诺,但在实践中却难以保持行动的连续性并明确行动意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与东盟南海声索国达成共识,希望通过谈判缓解海洋争端引发的关系紧张,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可能直接介入,根据仲裁结果采取挑战程度不同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且“航行自由行动”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在南海对中国施压的最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