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

本文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重点,对亚洲太空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亚洲太空格局的特点,以及美国的亚洲太空"再平衡"及其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和深入剖析。本文认为亚洲太空力量已经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对推动国际太空格局向多极化,国际太空治理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亚洲太空力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亚洲主要太空国家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亚洲整体太空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太空利用的扩展,但亚洲太空合作不仅受到太空问题"政治化"、太空合作机制碎片化的困扰,美国亚洲太空"再平衡"更使亚洲太空形势特别是太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如何防止亚洲太空竞争演化为太空竞赛乃至太空军备竞赛,深化泛亚洲太空合作,成为亚洲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小布什政府太空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特点包括: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但仍致力于维持美国在太空的领导地位和在太空科技发展中的优势;接受为和平目的使用太空的提法,但继续发展太空军事能力;积极促进商业化太空利用的发展;计划登上火星并在月球上建立以机器人为主的基地.“高边疆”思想仍是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的理论基础,其他影响美国太空战略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航天科技的发展、其他国家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国会的态度及游说团体和媒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太空战略降低了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但要签订太空非武器化国际条约依然任重道远;增加了在太空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但美国主要是与其盟国进行合作;使太空竞争进入新阶段,不排除美国与新兴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美印太空合作动因及前景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印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当前,太空合作是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支柱之一,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美印双方在太空合作中各取所需:美国利用太空合作拉拢印度,旨在实现其反恐、太空、地缘、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印度则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全面提升其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实现其大国梦想。美印太空合作还基于共同的需要,即确保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增加太空态势感知与海洋态势感知能力。但是,随着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光环的褪色,美国对印度进行技术扩散的担心增加,并且对印度太空行为能否受控于美心怀疑虑,因此美印太空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

国家权力的实质性内容及其表现是对重要自然地理空间的控制。随着科技的进步,太空成为人类新的地缘空间,空间技术成为21世纪的权力政治。自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紧随其后,美苏两国掀起太空争夺战,世界两极格局也扩大到太空。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背景发生深刻变化,太空格局也从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极化格局。走向太空的国家越来越多,太空探索呈现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而各国在太空展开的博弈,实际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在太空领域的延伸。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来看,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商业航天发展与大国关系演进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航天大国为应对多元化的全球竞争而日益加大力度寻求太空实力。由于航天产业对国家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拉动以及国家脆弱太空资产的保护需要,大国普遍选择利用航天商业化推动国家航天能力和航天产业的发展。这种获取权力—利益的动机为航天的私营化和商业化提供了动力,并使航天事业的发展日益成为大国太空互动中的关键因素。当前,太空已成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领域,航天大国在国际航天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利用航天技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的热潮。商业航天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由于大国抢占竞争优势和私营企业逐利的需要,全世界无序竞争、逃脱监管、破坏太空环境等问题日益增多,给太空安全带来隐患,太空秩序的维护显得日益重要。商业航天的发展亟待在大国竞争与维护和平、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企业盈利与太空治理中实现平衡。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

中美太空合作正在出现新动向。1979年以来,中美太空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9年,主要合作领域在商业卫星发射；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1年,主要合作领域在民用航天；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以后,中美太空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民用航天主管部门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同时进行的特点。虽然由于美国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在白宫获得执政地位,可能给过去一段时间内逐渐回暖的中美太空对话与合作再次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中美太空合作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美太空合作多聚焦于具体技术和项目,这使得美国在以往的太空交往和合作中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然而,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中美在太空领域不平衡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在涉及太空的众多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自己的体系,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中美太空合作中的主动性。对于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中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合作或技术合作的视角,可能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推动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共同为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承担起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初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作为高科技活动的航天开发已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亚洲国家,其太空力量发展迅速,已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亚洲国家间的太空合作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①近些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进展显著,在商业出口、联合开发及信息共享等方面取得不俗成就,成为大小国家之间及发展中国家间太空合作的典范.当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与对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打造“天基丝路”②成为沿线国家的共识,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太空合作的有力因素.     

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太空关系及其影响分析

因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紧张,并波及到太空领域。两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了制裁与反制裁。美国冻结了与俄罗斯的太空交流合作。作为反击,俄罗斯表示在2020年之后不再与美国就国际空间站进行合作,发展本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停止向美国出售两款运载火箭引擎。两国太空关系的交恶,让国际空间站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同时将重创美国军事航天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促进美国重型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美国私人航天公司的大发展。此外,俄罗斯也会加强与中、印、欧太空合作,这对于太空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俄罗斯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

太空探索被视为俄罗斯的国家总体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象征.面对美国太空武器化的政策,为保证其进出太空的自由和其战略利益,俄罗斯对此做出回应.一方面,联手中国等国家呼吁国际社会限制太空武器化;另一方面谋求"非对称反击"手段,发展相关反制武器,不让美国在太空武器领域一枝独秀.俄罗斯的回应夹杂着咆哮与绝望的奇特混合的特征.     

信息化战争的新境界——太空战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经历了认识太空、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人类处于探索和寻求突破太空束缚的状态。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发现太空在通信、导航、气象以及地质勘探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也注意到将太空技术用于情报搜集、指挥通信、武器导引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和巨大优势。因此，拥有先进太空技术的国家开始将太空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人类也进入了以控制太空为目的的新阶段。在研究如何控制太空的过程中，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军事强国提出了太空战理论，从而将争夺太空控制权的斗争具体化。     

日本太空安全观的演变

日本太空安全观经历了重要的改变。冷战时代,太空技术主要限于"和平利用",以显示遵守《和平宪法》,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换取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自卫队先后多次参加维和行动,以及为美军提供支援,但是发现没有天基资产是与美军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自卫队要求利用天基资产为国家安全服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与核活动,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国家安全,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军事太空系统提供了机会。同时,国会通过法律允许太空军事利用,为国家安全服务。这是日本太空安全观的重大变化。此外,《美日联合防卫指针》和美国的亚太"太空再平衡",要求美日进行太空安全合作,确保国际太空安全,为国际和平服务。这样,日本的太空利用扩大到太空安全领域。日本太空安全观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

太空治理议题涉及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安全化四大问题。太空问题的逐渐增多使得太空治理日益迫切,而太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具体规范相对不足、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等原因,造成现有太空制度陷入治理困境。新的太空制度构建需考虑太空领域的权力结构、博弈类型、议题差异等因素。分层治理模式比较契合未来太空治理,即在太空安全、安全化等议题上以大国协调为主,在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等议题上,由大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并调动中小国家积极参与。中国是太空大国,也是太空治理的重要角色,应积极参与太空治理,推动太空制度改革,促进太空和平利用。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