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批判了国际关系学科"西方中心论"的现状,主张建立以多元普遍主义和世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学,鼓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借鉴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有学理意义的理论建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并开始在世界上产生学术性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应以及彼此间的互动,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个可操作性界定,同时也试图回应一些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和质疑。     

《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兴废始末

1972年美苏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AMB条约)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令人关注并引起诸多争议的问题之一。该约限制美苏双方建立针对弹道导弹的国土导弹防御系统,以维持双方战略核武库力量的大体平衡。依此建立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成为现代核威慑战略的理论基础。随着冷战后美国执意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导条约已成为当前世人关注的热点。     

“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显著,产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等,而且都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派"。之所以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是因为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足和局限性,在多年间忽视和看低非西方思想文化,甚至加以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局限,解决不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产生于非西方地区的理论,其发展有三种境界:一是要独立思考并敢于质疑既有理论;二是要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探索理论;三是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学说。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并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然而,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因此"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之管见

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开始,欧美等西方国家便主导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鲜有东方人的身影,而西方学者发现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外交实践.因此,以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构建一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和平崛起以及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实践.     

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

国际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两大方向: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霸权地位的批判;二是通过探索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破解传统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与这两方面的理论反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其强调的理论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从吸纳非西方的元素到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实现"统一的全球对话"这一转变。中国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个不同阶段。从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讨论来看,"超越两分与推动对话"有助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并实现"二元互补",而"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则可以使其突破"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论"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广范围的普适性。     

核学习与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分析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 ,自 2 0世纪 70年代后期以来 ,有关学习理论及其在外交上的应用 ,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约瑟夫·奈提出的核学习概念即是学习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借助他对核学习的论述 ,来考察印巴之间的核学习及其对印巴核威慑稳定性的作用。文章认为 ,印巴之间所经历的六年多时间的核学习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巴之间核威慑的稳定性。但是 ,印巴核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随着核学习进程的不断深入 ,印巴之间的核威慑关系将会更加稳定。     

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话语分析、文本解读是西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倡导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本文以福柯的"话语观"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了话语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关系;同时提出将批判性话语分析为核心的"多维话语分析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作为具体的话语分析方法使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

理性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研究范式,从总体方法论角度看,主流学派都持有理性主义的认知。理性主义范式是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形成了由研究对象、中心术语、前提假设、方法路径和哲学逻辑品质等组成的有机整体。理性主义的共同研究范式有利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国际法、世界史等学科门类中摆脱出来,划清了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界限;有助于奠定国际关系学科学术研究的共通性基础,并能更有效地.解释现实,为国家外交政策提供指导。     

当代西方建构主义取向评析

进入９０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的新型研究取向。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既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提出挑战,又避免囿于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批评理论及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国际关系超理论（ｍｅｔａｔｈｅｏｒｙ）层面的讨论,而是在吸取它们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谋求通过对…     

发建言,济天下——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发建言，济天下——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翟坤“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保障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这使得国家利益论在西方国际关系诸流派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国家利益作为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一直没...     

"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是冷战后风行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下，将西方民主国家与所谓非民主国家对立起来，强调东西方对抗的两极格局，进而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核威慑效应的生成及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

核威慑理论伴随着冷战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对稳定核威慑需具备的条件,学者们的论述基本趋向于大致相同的结论,然而在适用上却也有不同的解释。自1998年南亚的印、巴进行公开核试验以来,两国核竞赛有增无减,使南亚成为核关注的焦点。印巴两国虽然经历了几次紧张的对峙和冲突,但最终未走向战争,显然核威慑对抑止冲突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南亚核威慑因技术条件的有限性使其相对脆弱,但在彼此的核学习和相互角逐过程中,两国的威慑会渐趋稳定。     

中国和平发展学研究——兼与王帆教授商榷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如何开展自主创新研究的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不断增大,从而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创新任务更加紧迫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清华路径""上海学派"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派",即中国的和平发展学。具体而言,无论是"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共生论""天下体系理论"还是"关系理论""文化国际主义""合异论"等,都包含在中国和平发展学之中。尽管在"中国学派"内部还存在着学术上的分歧,但各学派都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核心概念,从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中抽象核心思想,从既有的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以便为不断完善"中国学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正在围绕和平发展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其目的不仅是要直接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个伟大的实践,而且还要不断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学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当然,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和平发展学并不是为了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要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向世界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和一种新的理论阐释,以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与缺陷。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致路径——以秦亚青为个案的研究

在构建规范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秦亚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秦亚青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对"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新方法论的大力倡导和努力实践,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对本土思想理论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明确理论内核、提出工巧设计的研究方式,可以视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致路径。     

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建立时,冷战全面展开,新中国的学者没有可能接触、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国内最初研究成果成就了新中国第一代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1979年至今,中东国际关系研究可约略分为:(1)恢复发展时期,工作逐步走向正规。(2)较大规模发展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多,涉及的研究领域宽,一些年轻学人试图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以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方法解析与理解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依然任重道远。     

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启示

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科争论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不仅推动了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进程,也是今后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

西方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把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某种静态的东西来研究,二是认为一种理论一旦被确立,就有某种"普世性".然而,国际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同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且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针对性,都是应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在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上两点,即时空问题.     

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好 ,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 ,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 ,就“理论价值”而言 ,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 ,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 ,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 ,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 ,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 ,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 ,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的是 ,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 ,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 ,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