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

在研究同盟分化的议程中,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化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不同类型"楔子战略"背后差异化的因果机制及其传导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从属侧施压"是"进攻性楔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利用危机向特定类型敌对联盟中的次要盟友进行安全施压,进而促成敌对联盟内部关系紧张直至瓦解的一种同盟分化手段。通过对"从属侧施压"这一微观同盟理论各要素间共变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国间"现有权势对比""权力变动趋势"和"权力盈亏态势判定"是决定"从属侧施压"战略实施效果的三个核心变量。同盟主导国在"实力较强"且"趋势焦虑"情势下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最强,反之则最弱。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优"和"实力较弱且趋势焦虑"两种不确定情况,借助于"前景理论"对同盟主导国"权力盈亏态势"进行辅助判别,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有"进攻性楔子战略"具体实施条件、时机把握与策略选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战略实施方避免因条件与时机误判而促成事与愿违的敌对同盟强化。     

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美国强化亚太同盟体系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强化,构成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地区格局和大国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历史上,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曾是其获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冷战后尤其在反恐战争中,美国的战略自负曾引起比较广泛的反感,甚至使一些盟友与其拉开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经过十余年反恐战争后,美国欲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同盟关系成为其中一个重要举措.美国有战略家明确意识到,要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可能向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就必须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紧密合作,推进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建一个跨太平洋的安全体系.     

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其实践北大核心

美国是较早在现代战争中推行认知战战略的国家,并已将认知战战略嵌入其全球同盟体系。2013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打造认知战的技术基础。2020年,北约出台认知战项目,美国同盟体系的认知战战略进入高速推进阶段。美国调动盟友落实认知战作战理论、成立认知战指导机构;深化技术开发合作,加强对关键技术资源、国际技术规则的主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针对网络战、情报战等的作战能力。从中东剧变至乌克兰危机,美国同盟体系不断贯彻和发展实战策略,联动炮制诱导信息,合力垄断传播媒介,强化情报的搜集和操纵。其认知战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在战略威慑、地缘安全、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免受制于集体行动、实力不匹配、互信不足、反噬效应等因素。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机制建设、技术遏制、能力升级、同盟管理将会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的实施重点。     

美韩同盟新调整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同盟,被韩国视为外交安全基轴。特朗普时期,在“美国优先”冲击下,美韩同盟一度出现“漂移”。拜登上台后,重新以共同价值观凝聚盟友、遏华谋霸,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塑美韩同盟。这一系列调整,蕴含着美韩同盟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型和围遏中国的潜在意涵,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区域秩序和中韩关系造成冲击。从长远看,美韩围绕对朝鲜政策、战略自主存在分歧,日韩关系前景难测,这将对美韩同盟的深化形成制约。     

利益差异、战略分歧和美韩同盟关系的再调整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盟友之间因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将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具有防御性且主要着眼于半岛安全之同盟的性质,但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基于安全环境和战略利益的变化,美韩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之后的美韩同盟虽然在联合指挥协调机制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从整体上看美韩同盟在本世纪初的调整则是一个走向强化的过程。     

试比较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势.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布什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思想

“9·11事件”强烈冲击了美国的传统联盟观念。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形势 ,引入“集体安全”理念 ,将其改造为能统合全球各种力量的新一代联盟体系的思想基础。这种开放式的大联盟战略 ,不仅扩展了传统联盟概念的外延 ,而且重新界定传统盟友关系的内涵 ,突出“暂时联盟”的作用 ,以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利于自由的新力量平衡”。新联盟战略的实施 ,将为新世纪美国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新的平台。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澳大利亚强化美澳同盟及其前景

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出台并不断深化,对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澳大利亚选择强化美澳同盟,深化美澳同盟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对美国“重返”亚太做出积极回应.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美国实力的下降以及澳大利亚自主性的增强等因素对澳大利亚的美澳同盟政策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引发了人们对美澳同盟前景的关注.从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强化美澳同盟的态势不会减弱,这将对其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楔子战略”

美国在拉美地区拥有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冷战期间,为了限制苏联影响在该地区的扩大,美国不断采用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军事征服等"楔子战略",试图阻止拉美国家与苏联接近甚至结盟,谋求联盟预阻目标或分化、削弱苏联在拉美已经形成的联盟关系。由于美国视拉美为"后院",对其战略价值定位较高,加之美国的战略资源投入较多、战略阻力较小,美国在拉美地区针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楔子战略基本取得成效。同时,美国楔子战略的运用也严重地干涉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内政,增加了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日美同盟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冷战后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主线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调整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内容。“9·11事件”以来,美国借反恐之机加紧战略扩张,其欧亚大陆战略呈现出更强的进攻性和冒险性。美国欧亚大陆战略调整以地缘战略为依据,以欧亚大陆为中心,以避免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崛起为目标;欧亚平衡、两洋并重,“东扩”与“西进”相协调;重视推进联盟战略,深化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推行过程注重层次性、递进性和有序性;多头并举,谋取全面利益;重视三边关系,谋求建立“霸权均势”,显示出战略筹划、部署和实施的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及其走向

本文试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为切入点,通过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特点比较,找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亚太同盟体系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其未来趋势。     

浅析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

正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同盟关系,呈现出进一步演化和整合的趋势。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时,世界的目光由此聚焦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在亚太关系支柱之一的韩美同盟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因此备受瞩目,如何看待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韩美同盟成为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大都是从韩美同盟的发展及其作用等方面加以阐释,而从非对称性角度阐述韩美同盟的文章还不是很多。本文拟从同盟的非对称性角度出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