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几点思考

正目前,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美日、美韩同盟呈现出三个新的变化,即同盟展开"三扩",即扩边、扩容、扩功。扩边,指的是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谋求推进三边互动。扩容,指的是在强化同盟传统军事内涵的同时,为同盟注入新的、非传统安全内容。扩功,指的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美日、美韩同盟在功能上进行拓展。美日、美韩同盟诞生于冷战最初的岁月,至今已经运行六十余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都是我们思考东北亚安全战略时不折不扣的硬结构。因此,我们需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对美日、美     

美韩同盟新调整及其限度北大核心

美韩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双边同盟,被韩国视为外交安全基轴。特朗普时期,在“美国优先”冲击下,美韩同盟一度出现“漂移”。拜登上台后,重新以共同价值观凝聚盟友、遏华谋霸,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重塑美韩同盟。这一系列调整,蕴含着美韩同盟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型和围遏中国的潜在意涵,将对朝鲜半岛局势、东北亚区域秩序和中韩关系造成冲击。从长远看,美韩围绕对朝鲜政策、战略自主存在分歧,日韩关系前景难测,这将对美韩同盟的深化形成制约。     

美韩同盟调整的动力、现状与前景

[内容提要]在美韩同盟调整中,美国试图将同盟关系纳入新的全球军事部署和地区安全结构之中,这与韩国谋求优先解决朝鲜核问题、保持同盟关系并加强平衡外交的战略考虑明显不同。目前双方在新的谈判机制下就驻韩美军相关的重要军事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在重新定位同盟目标与功能这一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韩国国内存在着自主外交与韩美同盟的战略选择之争。卢武铉政府的同盟政策可能是继续强调国防自主、加强美韩同盟并追求多边安全合作,其特点是使韩国保持战略选择上的灵活性,未来再根据地区秩序和半岛形势确立安保战略。美韩摩擦将继续,可能的妥协点是接受“全面的同盟”作为过渡形态,即实现同盟功能地区化,将合作扩大到非传统领域并淡化其军事功能。     

驻韩美军现状及调整方向

冷战结束后，基于冷战体制形成的韩美同盟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伴随着美国世界战略的变化，驻韩美军需要作相应调整；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韩国调整不平等同盟关系的要求日益高涨。但美国对东北亚地区控制的战略和韩国的现实考虑决定了韩美同盟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走向解体。今后韩国对美政策将在维持韩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     

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

文章从同盟的起源、对美战略价值的位差、非对称性的不同特征等层面对美日、美韩两对同盟关系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大同盟在性质与功能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均衡性在冷战后并未消减,并将继续对当前朝核危机的解决及今后东北亚的安全机制建设产生潜在的、结构性的影响.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美韩军事同盟

美韩军事同盟是研究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变量。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战后以来美韩军事同盟的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化 ,特别是该同盟在由“双重遏制”向“双重规制”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 ,以求对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认为 ,美韩同盟作为“战略稳定的杠杆”将继续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     

美韩同盟新拓展:网络空间安全合作

美韩同盟积极拓展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在全球、区域、双边层面的互动日益频繁。但美韩在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国内法律体系、与既有网络安全规则对接、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讨论参与度、技术水平、信任构建方面尚存在差距,在网络空间信任度也有待提高。随着美韩同盟的双边性网络空间安全合作的凸显,将会对东北亚地区安全产生不利的冲击。中国应该积极倡导开放和兼容的网络安全观念并推进东北亚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坚决反对以军事同盟为手段推进网络空间安全合作。     

美国构建后冷战东亚安全模式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与调整，已初步形成和正在努力打造后冷战时期的安全网络模式，即：以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和海外基地为基石，以双边军事同盟与准同盟为轴心，以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为辅助模式，以与区域内非同盟、准同盟国家和区域组织进行高层对话为补充形式，在美国的主导下交叉运用。     

从驻韩美军调整看美韩同盟的重新定位

继续保留驻韩美军，既是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未来发展的一种“政策因应”，也是其冷战后东亚安全战略实施中的一种必然选择。美国调整驻韩美军至少要考虑“中国因素”、日本的前途以及未来的韩日关系三种因素。近年来，驻韩美军正在经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标志着美韩同盟关系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定位，调整后的驻韩美军将不再仅是遏制朝鲜的地方军，而将成为具有战略灵活性的、在东北亚乃至更大范围内追求其战略目标的“机动部队”，必然会对关韩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

美国因战略背景变化不断进行战略工具调试,其主导的西方"技术联盟"作为关键的战略遏制工具,曾经成功地限制了战略竞争对手的经济与技术进步。面对新历史环境下的战略博弈,美国再次谋求联合西方盟友组建新的排他性"技术联盟",并加大与战略对手在新技术维度的战略竞争与博弈力度。目前的全球技术结构特征、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制约、欧美技术治理结构等多重矛盾因素,给"技术联盟"的建立及其战略有效性带来了新困境,但"技术联盟"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依旧可能是未来美国政府在"战略安全"语境下的优先战略选项。"技术联盟"扩散的"战略安全"逻辑阻碍了全球技术进步,并将催生全球技术格局的"隔离"状态,同时其外溢效应还可能包括瓦解全球价值链的潜在风险。     

竞争时代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战略构建及其影响

日本新防卫战略把日本的防卫力量从传统的海陆空领域扩展至多维度的太空、网络以及电磁波等新领域,重视各领域之间的彼此融合防卫。作为一个综合性防卫战略,它强调从平时到"有事"各阶段之间、自主防卫与日美同盟及多层次安保合作之间、"前方战场"和"后方体制"之间的综合防卫。为实现"跨领域作战",日本提出了优先项目和强化重点,侧重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内获得并强化相关防卫能力。同时日本也加强提升传统领域内的海空能力、导弹防御及防区外打击能力,并对自卫队的体制进行相应调整。新防卫战略与"印太构想"融合,进一步深化了日本立体跨域防卫体系。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量"新战略具有深刻的竞争时代背景,为配合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并强化日美同盟、对竞争时代安全情势的判断与主动应对、积极加入全球军事变革下新领域内的激烈竞争、更好地应对岛屿争端及加强海洋防卫等现实问题,这是日本谋求构建新防卫战略的深刻动因。该日本新防卫战略产生的影响包括:日本的防卫自主或更难实现、进一步改变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基点、在新安全领域引发竞争及不利于构建良好的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等。对此,中国需进一步增强本国综合性实力,积极推动日本对华安全释疑,扩大中日防卫交流与安全对话,增进两国的安全互信。     

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

在研究同盟分化的议程中,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化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不同类型“楔子战略”背后差异化的因果机制及其传导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从属侧施压”是“进攻性楔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利用危机向特定类型敌对联盟中的次要盟友进行安全施压,进而促成敌对联盟内部关系紧张直至瓦解的一种同盟分化手段。通过对“从属侧施压”这一微观同盟理论各要素间共变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国间“现有权势对比”“权力变动趋势”和“权力盈亏态势判定”是决定“从属侧施压”战略实施效果的三个核心变量。同盟主导国在“实力较强”且“趋势焦虑”情势下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最强,反之则最弱。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优”和“实力较弱且趋势焦虑”两种不确定情况,借助于“前景理论”对同盟主导国“权力盈亏态势”进行辅助判别,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有“进攻性楔子战略”具体实施条件、时机把握与策略选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战略实施方避免因条件与时机误判而促成事与愿违的敌对同盟强化。     

NATO and the Arctic: is the Atlantic alliance a cold war relic in a peaceful region now faced with non-military challeng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which role the Atlantic Alliance plays in the Arctic and whether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ts members in the region. In a dramatic change from the cold war era, the Arctic is no longer at the center of a conflict between two hostile superpowers. But what can a basically military organization such as NATO – though with proven political functions – contribute to stabilizing the Arctic region if its major challenges are non-military? With regional challenges resulting mostly from globaliz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t is open to question whether a military alliance such as NATO has the will and the capability to cope with them. We might thus need to look also at individual members’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besides searching for joint alliance action. If we find NATO not up to the challenges, which alternative institutions offer themselves for coping with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Polar region?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Modeling alliance membership in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Both Altfeld (1984) and Morrow (1991) offe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at explain why alliances form. Security concerns and autonomy desir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ursuit of allies. While this response explains why states become allies, it does not address which do. To explain with which potential allies states choose to share alliance membership, I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in which security, autonomy, and political system structure are each represented as on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lly choice. Every state that shared alliance membership with any other given state from 1946–1992, on a yearly basis, is assigned a unique, tri‐component point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e distances in the space between each state and all other states’ tri‐component points are calculated, and this distance is then incorporated into a probit estimation of ally choice. By examining the role that security and autonomy trade‐offs and level of political system structure similarity play in determining ally choice, I conclude that two states are more likely to share alliance membership the more symmetrical they are in security and autonom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more similar they are in political system structure.     

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

冷战时期日本和东盟间的经济合作为后冷战时代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制衡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双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而日美同盟及东盟对日防范心理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美菲同盟强化及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

美菲同盟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最为同步的一个同盟,美国视其为该战略的"核心"。美菲同盟的强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菲律宾对南海领土图谋之间存在契合。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背景下迅速机制化。美菲同盟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进入东南亚地区多边机制的介入功能,承载着重空间轻基地、少投入多产出的威慑功能,体现着由关注非传统安全向关注传统安全的调整功能。     

二战后中日结盟观比较研究——以中苏同盟、日美同盟为例

战后中日结盟观存在差异。从结盟功能来看,中国谋求的是生存与安全;日本谋求的是从生存、安全到对外权力的增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结盟对象来看,中国的结盟对象包括强国和相对弱势的国家;日本的结盟对象集中在强国。从同盟地位与同盟管理来看,中国强调地位及管理的平等,而日本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持容忍的态度。从结盟基础来看,中国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放弃意识形态划界。日本则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一度逐渐强化意识形态划界。从结盟影响来看,中国经历了结盟利于和平到不利于和平的观念转变,日本则以结盟利于和平的观念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