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民主建设与中美经贸关系

经济民主问题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因素。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国内围绕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以及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美WTO谈判,乃至当前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认,其根源之一即美国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不符合其所倡导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中国应积极寻求中美双方的合作点,在加快自身经济民主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建设成果的宣传力度,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与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良性互动。     

俄罗斯背景下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二律背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并不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发展。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背景下表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希望已基本消失，但俄罗斯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不民主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模式。     

拜登经济学与美国新经济范式

拜登用“拜登经济学”来概括其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并将其作为谋求连任的关键口号。拜登经济学具有三大鲜明的特点：为美国经济发展设定清晰的国家目标，大幅度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强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整合。拜登经济学明确拒绝了美国过去40年里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完备且连贯的新经济范式的形态。其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以及美国面临的越来强的国际竞争压力，直接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以及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新共识。拜登经济学的许多成果和政策都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它也面临着政治基础薄弱、财政状况恶化、外国反制等挑战。无论新的经济范式最终是否以“拜登经济学”命名，美国的经济治理都不可能回归先前的新自由主义范式。     

经济国际化与苏东经济体系的瓦解

转轨初期，俄罗斯把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确立为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于是，支撑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指导思想。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现代货币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并没有使俄罗斯人看到文明的现代市场经济，继盖达尔之后的几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休克疗法进行了反思，但政府危机使经济转轨模式无法根本调整。普京上台以后，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的“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并通过将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的“第三条路”来推行他的政策主张，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浅论普京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

转轨初期，俄罗斯把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确立为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于是，支撑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指导思想。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现代货币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并没有使俄罗斯人看到文明的现代市场经济，反倒“把国民经济搞休克了，把国家搞休克了，把人民搞休克了”。继盖达尔之后的几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休克疗法进行了反思，但政府危机使经济转轨模式无法根本调整。普京上台以后，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的“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并通过走将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的“第三条路”来推行他的政策主张。新总统的政策措施已开始发挥作用，而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东亚三种战略模式比较研究——兼论东亚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虽然后新自由主义、后东亚模式分别受到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追捧与推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新东亚模式由于政治转型的阵痛而备受冷落.然而,与后新自由主义导致经济依附性发展不断加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后东亚模式导致政府失灵加剧,金权勾结普遍化相比,新东亚模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为协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强.随着后发国家发展环境的改变,新自由主义与东亚模式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通过积极的战略转型,依靠民主宪政和有限贸易保护政策制约政府失灵,减少市场失灵,后发国家才能够避免经济的过度依附性发展,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现代化的赶超.     

“新华盛顿共识”与美国经济战略的转型

自由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思想的根基和内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国内对于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一直在孕育，但受制于既有思想的强大惯性，这种反叛力量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行动指南和最终的政策方案。直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社会内部累积的巨大变革力量才开始凝聚成强大的执政共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操作方案，美国的决策精英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新华盛顿共识”。新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美国要大力动用国家权力工具，从内政（产业政策）和外交（经济外交）两个方向入手，全面复兴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能力，以服务大国战略竞争的目的。这是美国经济战略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力度的转型，即从信奉市场至上、推动自由经济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美国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打破了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立国的传统神话，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进都带来重大影响。     

NGO参与美国“普世价值”推广的路径分析

美国在推广“普世价值”的过程中,NGO（非政府组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政治上的“公共外交”、经济上的“民主援助”、国际舆论上的“话语权竞争”,无处不见NGO的身影。本文以卡特中心的“选举监督”、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自由之家的“自由度评比”为例,深入分析NGO在美国推广普世价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剖析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力,笔者认为加强中国NGO建设和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塑造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更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与提升。     

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机制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国家与市场, 权力与财富为核心来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 理论, 它包括三大主流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 族主义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围绕国家与市场、权 力与货币的争论来分析, 利用国际机制论整合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可取的, 并且国际机制论采取的研究视角和主题, 构建着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桥梁, 有着较广 阔的发展前景。     

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于是西方国家把其当作发展经济的“药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拉美国家迎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数年之后它们纷纷爆发了金融危机。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是近些年来逐渐在国际政治学界和国际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风险也随之加大。在经济安全方面,国际行为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工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82年墨西哥爆发的债务危机加以干涉。社会安全包括政局动荡、犯罪、人权、道德、人民健康等问题。在社会安全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拉美国家进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其结果是,失业人数大增,价格剧烈波动,劳动者实际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作者认为,拉美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惨痛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的改革不能照搬新自由主义模式,应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以防范非传统安全的隐患。     

中俄经济政治转型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制约

自由市场与西方民主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两个主要制度依托。如果说冷战时期存在着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两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话,那么,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苏联模式的历史终结,而美国主导的西方模式随之似乎成了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和俄罗斯在1990年代初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俄罗斯一开始就将美国式民主和自由市场作为其经济政治转型的目标模式,中国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下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与改进。20年后,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已经显现,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中俄经济政治转型走向了不同于美国模式、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与之背道而驰的经济政治体制——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与非西方式民主。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其成因探析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失衡及摩擦由来已久,经历了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美国 与日本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8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与美国经济失衡 及摩擦为主的阶段,以及其后中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及摩擦为主的阶段。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是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二战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的相 对衰落。战后加速和维持东亚与美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原因是：东亚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东亚与美国储蓄和投资率差异、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的变化以及美元全球霸权体系的确立。 我们认为这种失衡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     

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核心

理想主义死亡了吗？推行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吗？一直以来，如何在理想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个永恒的话题。“9·11”事件后，这个问题的探讨更为激烈，也更有争议。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     

奥巴马政府对非洲战略剖析

近年来，非洲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其潜力和机遇为世界所重视，成为各大国竞相进军的新边疆。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吸取小布什时期奉行单边主义和军事黩武政策教训，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以内向收缩为特点的一系列调整。在此背景下，美国对非洲战略呈现出新变化：突出非洲市场对美经济机遇，加快军事“重返非洲”、强调地区责任分担并借助盟国力量，继续高举“民主”、“自由”大旗。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新左派”对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主张“小政府”；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坚定不移地反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重构

由于日本充当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因此,“日本在前面拉、中国在后面推”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双头列车”模式也就失灵了。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具备了引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条件,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方面是东亚经济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密切合作。因此,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在前面拉、日本在后面推。”这种模式和传统“双头列车”模式相比,中日在东亚经济中作用的角色发生了换位,故称之为“新双头列车”模式。“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第二届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

由于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固有地位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第一届布什政府相比,美国现政府对拉美的政策将有所调整并得到进一步重视。第二届布什政府把“推广民主自由”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意在通过“民主输出”来结束拉美地区的“暴政”。但总体上,第二届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仍将是上届政府拉美政策的延续:政治上继续推行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经济上力促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尽早实现;在外交上,通过反恐、扫毒等手段来加强相互合作,进而实施美国的地区和国家安全战略。     

民主与非洲的政治发展

“民主”与“政治发展”是两个在历史渊源和内容上都有重大差别的概念。与“民主”相比 ,“政治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更大 ,更具张力和持久力。在强调大众参与和政治民主的同时 ,“政治发展”还关注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结构的分化 ,以及社会稳定、法制秩序和经济发展 ,等等。民主是影响政治发展诸多变量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兼顾效率(经济发展 )和秩序 (社会稳定和法制 )的民主可以极大地促进政治发展。反之 ,则会造成政治衰败 (或称政治不发展 )。当前非洲的政治发展必须通过民主变革加以推进 ,要强调法治以及社会体制的一种稳定和有序的变化 ,建立“有法治的民主”。另外 ,政治发展还要兼顾效率和经济发展 ,并注重有非洲特色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与拉丁美洲

最近 30年间 ,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 ,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是新自由主义者对拉丁美洲格外青睐 ,还是拉美人对新自由主义情有独钟 ?总之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在拉美大行其道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大凡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在某个地区流行 ,都不会是某种偶然现象 ,而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拉丁美洲之所以从 70年代以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是多种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一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衰落为新自由主义进入拉美提供了历史机遇2 0世纪 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拉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