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新调整

一国在面对由崛起国而引发的权力体系结构变化时,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为抵消潜在的风险和可能的威胁,易对崛起国或潜在霸权国实施"对冲"战略。根据一国对威胁认知及相对能力的强弱,其实施的对冲战略强度也不尽相同。本文在综合运用对冲战略分析框架并引入影响"对冲"强度变化的因素后认为,相较之前,2015年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实施了牵制和制衡成分较为凸显的"强对冲"战略。这种转变是在日本南海威胁认知度提高,"对冲"中国相对能力增强及与中国信任程度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做出的对本国利益较为有利的战略调整。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对华战略与中日经济关系

当前中日两国间呈现的"政冷"、"经热"现象,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中日政治关系长期低迷的症结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对华战略偏差。日本只有改变对华战略,抛弃对华"威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经济关系才能稳步发展。     

美澳双边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战略限度与中长期态势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战略两难与利益均沾: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解析

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力量均势变化已经对澳大利亚的亚太战略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的崛起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两难——安全盟友与经济伙伴分属于两个有可能处于竞争态势的大国。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中澳经济关系的持续加强,以及美澳传统安全同盟在亚太地区承担的"新责任"的凸显,这种战略两难变得更为尖锐。避免战略两难、维持并扩大利益均沾的局面,成为当前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多数中等国家共同的战略诉求。     

菅直人内阁的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菅直人内阁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逐步改变鸠山内阁的对外政策:完成防卫大纲修订,提高对华防范,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和构筑制约中国的地区联盟;在经济上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即想改善日美关系,钓鱼岛撞船事件为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契机.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的对华外交讨论,反映出日本在中国国力上升形势下重建对华关系的思考,即加强日美同盟和对华防范,同时在经济等各领域开展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的新内涵与新动向

澳大利亚致力于打造公私部门间"共同领导""共同责任""自我约束"和"自主治理"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模式,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保证国家网络安全、实现数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前,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正处于转型期,特恩布尔政府在继承既有战略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包括增加对"印太地区"的网络安全投入、保持澳美网络安全战略的联动性、提高网络进攻能力以适应互联网军事化需要等。目前,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下中美权力的竞争态势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会带有一定的干预主义性质,并向"前沿防御"方向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网络安全政策可能会面临冲击。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合作仍在向前发展。虽然中澳网络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澳大利亚对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持欢迎态度,愿意与中国就制定网络行为规范、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开展合作。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从制衡到对冲: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战略演变

本文主要考察了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以来印度对华战略的转变过程。莫迪上台以来,虽然学界就印度对华奉行对冲战略逐渐形成共识,但本文研究发现,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印度对华政策实际上经历了从对冲到制衡再到对冲的演变过程。本文首先从概念层面,对制衡战略与对冲战略进行界定与比较,建立了主要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将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对华战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4—10月,印度对华主要奉行了制衡战略;第二阶段,从2020年10月至今,印度对华战略又重新调整为了对冲战略。印度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因,本文认为这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印度对中国实力与意图认知的调整、印度国内局势变化等因素有关。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经济与安全“再平衡”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来所面临的内外挑战,重建美国力量和影响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任务。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进行经济"再平衡"和安全"再平衡"。他们认为,美国过去那种由消费信贷和赤字财政所刺激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重新平衡储蓄、投资、借贷和出口的关系。在此,扩大对华出口与投资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过去将反恐作为首要战略目标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机会。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降低,美国必须重返亚洲,确保地区主导权。在中短期内,美国对华地缘政治"再平衡"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华经济"再平衡"的方向;从长远来看,经济交往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缓解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     

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措施探析

美国对华实施、加强制裁或者放松、结束制裁,都服务于其特定时期的对华战略和政策目标。特朗普政府采取"全政府"战略对华实施了更为频繁、剧烈、综合的各类制裁措施,其新动向包括:综合采用执法和情报手段启动"中国专案",以二级制裁及人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为由显著加强对华政治制裁,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空前加大,更频繁地威胁使用金融制裁和加强资本脱钩等。美国加强对华制裁的态势与当前两国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走向"战略竞争加剧"的巨大变局相关。未来美国对华制裁将呈现更加常态化和更具破坏性特征,其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制裁方式、力度与相关制约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后者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内部分歧、相关产业界担心损害商业利益、盟国在具体议题上态度与美国不一、各国规避美国制裁体系举措逐渐增加等。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日澳海权合作研究

美国近年来的地缘战略已经从"亚太再平衡"转变为"印太战略".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战略,"印太战略"延续了"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并在范围和方式上有所调整,更加注重盟国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这是一个军事色彩浓厚、针对性强且地域广阔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和澳大利亚近年来加强了海洋事务的合作,具体而言,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涵盖各个领域,主要包括海军装备贸易、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相关人员交流等几个方面.由于这些合作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且大多集中在军事领域,因此对于中国的周边海洋安全,尤其是南海地区的海洋安全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美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更加关注,显著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亚太优先"。自奥巴马政府伊始,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大体延续了这一态势。在战略环境评估方面注意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提升、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调整等因素;在战略利益方面关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在战略资源方面关注美国自身实力、盟国与伙伴、地区制度影响力和美国的权威;在战略实施方面采取了增加战略投入、强化联盟关系等手段。不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也面临诸多限制,能否实现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基于亚太主导权维护,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的趋势短时期内将难以改变,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加激烈。     

以色列建国初期中东均势安全战略探析

以色列建国初期为了求得国家生存,在国父本-古里安"外围联盟"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种具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安全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以国家生存为核心目标,通过"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构筑一条"均势安全"的战略屏障,从而平抑和抗衡阿拉伯世界的战略力量。其两大核心政策支柱为以土战略联合关系和以伊(朗)战略联盟关系。以色列的战略实践路径可以认为是:通过借助与巴勒斯坦问题非利害关系的域内大国—土耳其与伊朗—的战略力量为以色列国家生存空间开辟新的地缘政治资源,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被阿拉伯世界封锁和被孤立的地缘政治"困境",为提升以色列综合国力和战略影响力注入新的战略"能量"。以土战略联合关系和以伊(朗)战略联盟关系的合作范围广泛,基本涵盖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与安全等诸多国家安全领域。在阿以冲突背景下,以色列中东地区均势战略的两大战略支柱始终受到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影响与制约,表现出鲜明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地缘政治竞争、战略偏好演变与缅甸对华政策

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缅甸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和领导人战略偏好来分析缅甸对华政策。丹瑞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较弱,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较小,但缅甸将安全威胁置于首要地位,强调反抗外部干涉、维护政权独立,形成进攻型战略偏好,缅甸因而采取对华合作战略,试图借此平衡美国威胁。登盛执政时期,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卷入大国竞争的风险和利用大国竞争获益的机会增大,但缅甸将经济利益置于突出地位,安全威胁感知急剧下降,形成调和型战略偏好,因此缅甸既通过对华合作获取利益,又通过改善缅美关系降低对华依赖。民盟执政时期,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增大、对华合作机会增多,延续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通过强化对华合作削弱美国威胁,同时开展多元化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军方再度执政后,缅甸面临的美国压力急剧上升,持调和型战略偏好的缅甸领导人将更加靠近中国以抵御美国压力。     

印度东进东南亚:新进展、动因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印度提出"向东看"政策,拉开东进东南亚的序幕。2014年,印度进一步提出"东向行动",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印度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是在美国、日本等国推进"印太战略"和东南亚国家开展大国平衡外交的背景下展开的,主要是为了对冲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产生的影响。印度与东南亚合作对地区的潜在影响较大,印度有可能成为东南亚地区又一重要战略力量,东亚地区秩序也可能随着相关国家"印太战略"的推进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积极扩大与印度在东南亚的合作,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俄美日与蒙古国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俄、美、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加强与蒙古国的交往,凸显对蒙古国关系的重视.这些国家重视和加强与蒙古国的关系,既与蒙古国"等距离"、"多方位"外交政策有关,也与新世纪蒙古国在东北亚安全格局中地缘战略价值的提升有着密切联系.四个大国对蒙关系的加强,使蒙古国政治、经济发展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东北亚地区传统的安全紧张形势也有所缓解.但它们的对蒙关系均服从于各自的战略利益,且以双边交往为主,缺少多边互动,其消极影响难以避免.     

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与政策空间

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中国在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基础。美国和日本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与中国展开区域战略竞争的政策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实践附加了政治与安全因素。当前,中国与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商品贸易及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了战略可能性。然而,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单向顺差和直接投资不足等问题也限制了其经济政策转化为良性社会政治效应的拓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与中国—东盟商品贸易结构的平衡将使中国得以拓展南海地区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并使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愈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