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危机逼近中国

国际劳工局局长索马维亚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世界正面临一场从数量到质量的全面就业危机,这场危机成为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它同时威胁着世界安全、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世界性的就业危机没有放过中国,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无可避免地迎来了这次危机。人口膨胀、产业调整,种种原因带来了中国此番就业危机,许多人为了工作疲于奔命,与此同时,“啃老族”们还在享受着父母提供的生活。要解决就业问题,仅靠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话语策略的公共安全视角

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盟外交

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减少,共同外交“国家化”的趋势有所加强; “地缘经济”回归,对外关系“经贸化”趋势进一步加强;防务开支大幅削减,CSDP前景更加困难.同时,欧盟在拓展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调整周边关系、提升国际接受度等方面也作出新的努力.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结构性压力下的一体化、多重外交架构的竞争与协作等因素将共同塑造未来的欧盟外交.     

乌克兰危机下欧盟力量格局变化趋向及其影响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欧盟力量格局的调整变化：德国榜样影响不再,做贡献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在危机应对上从过去的领导者沦为跟随者;“大西洋派”占居主导地位,“欧洲派”失势,德国对美全方位依赖加大;法国对欧盟牵引力下降,德法轴心缺位,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声势上扬;欧盟委员会相对于其他欧盟机构及成员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主导对俄制裁,突破禁忌更多参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助推欧盟经济政策“地缘政治化”。这些变化将增大欧盟内部纷扰,弱化欧盟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降低欧盟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 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

国际危机管理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美关系为例,运用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了中美危机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及中美危机管理的四个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危机管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危机管理是发展中美关系和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多边危机管理和非传统危机管理活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增长点;危机管理在未来可以消除中国发展对中美关系的震荡;同时,管理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危机,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冷战后美国危机活动探析

冷战后美国频繁介入国际危机, 危机活动遍及全球, 主要目的在于谋取全球战略利 益, 突破和塑造国际规则。近年来, 美国危机行为多次涉及到中国。随着世界多极化和单极化继续 推进, 中美之间的矛盾还会增多。为此, 中国要采取措施, 防范美国利用危机牵制中国。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文化安全视阈中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

中国文化安全中的重要要素是汉字安全。汉字安全是指:汉字系统这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处于没有危险的,即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国家文化中不失去其主导地位;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目前,汉字在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方面存有潜在危机,人们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有误区,不重视汉字应用的合理性、纯洁性和规范性,出现了汉字系统的混乱和疾患,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汉字安全的危机由此萌生。中国大众传媒过度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对汉字安全构成外源性的冲击。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能力下降以及不雅汉字的滥用,形成对汉字安全的内源性冲击。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积极应对,维护祖国汉字体系的安全、完整和稳定,对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影响巨大。鉴于此，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更有责任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探寻危机治理的合理且有效的策略和方式，以此为其他国家应对和治理危机提供经验借鉴和策略支持，从而展现自身价值和角色作用。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比较

本文以1997年7月～2001年12月和2008年4月～2009年7月的月度哦计数据②为基础，运用定量比较的方法，从对外贸易、股市、GDP、利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等角度，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和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详细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由于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我国GDP的季度增长没有太大的波动。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Eurozone Crisis

The current European crisis has shed light on several weakness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completeness characterizing the euro area. The manifestation of Europe's fragility was preceded by a large build-up of debt in the private sector, associated with national current account divergence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competitiveness particularly of the euro periphery countries. 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deteriorating, private sector debt became less credible, contaminating banks’ balance sheets and placing a heavy burden on governments. A sovereign-bank vicious circle emerged: on the one hand, with banking risk translating into higher sovereign risk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guarantor ro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government's creditworthiness affecting the banking systems through banks’ sovereign bond holdings. In principle, this negative feedback can be stopped by breaking one of the channels of transmission. A banking union at the European level is proposed as one solution.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Euroland: Root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likely impact of the global crisis on the prospects for the European project. First, it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the current crisis. It argues that it is comparable, in terms of its deep structural character, to the one in the 1930s. The crisis manifested itself first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but was caused by underlying problems of overaccumulation, which explains the succession of speculative booms and busts from the 1980s onward. The article then analyse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transmuted into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Europe. It identifies a number of interdependent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is: the bailouts of banks following the credit crisis; the stimulus programmes necessitated by the danger of a deep economic recessio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leading to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in the peripheral members; and finally the catalytic action of specula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responses to the debt crisis, outlining the contours of two alternatives (muddling through and Europeanisation), their implications, and some of the conditions for success. The conclusion is rather pessimistic: chances that an effective, timely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 will be realised do not seem high.     

Italy and the Gulf Crisis: European and domestic dimensions

Much recent international press coverage of Spain's difficulties portrays a country rapidly approach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meltdown. Its economy is contracting, its unemployment rate is at unprecedented levels and its sovereign risk premium hovers at apparently unsustainable levels. Spain will undoubtedly require external financial help from its European partners, as well as more time and flexibility to achieve its fiscal targets. But it also has a number of strengths that are too often overlooked. Spending cuts and structural reforms are proceeding at a lively pace, unit labour costs are falling significantly, and exports and productivity are on the rise. In short, 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金融监管反思

本次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动荡。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金融监管不利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从金融监管的概念和模式入手，从金融监管角度来透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同时对金融监管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菲律宾银行业

菲律宾银行业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虽然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基本运行状况良好,经营风险程度有所改善。这得益于菲律宾政府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尽管如此,菲律宾银行业整体仍存在监管滞后及资产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