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安全的本质是“谁的安全”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学术界在安全研究的主体上出现了“国家的安全”和“人的安全”之争。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安全研究中的国家及其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安全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比较,特别是对西方学者有关“人的安全”的分析,本文批判了将两者对立起来,矮化国家作为安全主体作用的倾向。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视野的范围、安全维护的手段和方式应有相应的扩大和调整。但是国家依旧是安全研究的重要主体和“参照物”,同时也是维护“人的安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

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在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的形势下,上合还要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体系出现新的特征,要求上合组织必须在已有的安全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理念创新和转型。本文总结上合组织互信机制的基础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基本因素,强调安全合作转型必须以"上海精神"为重要基石,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主要动力,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精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经济合作转型带动安全合作的全面综合转型。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海啸·救援·国际危机管理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地震及海啸爆发后,国际社会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可以说是一场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危机管理。它不仅表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凸显了加强全球性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9·1 1”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 ,尽管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但是 ,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 ,世界仍然是不安宁的。“9·1 1”事件的发生就突出说明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安全因素的变化说明的另一问题就是我们必然要对传统的安全观进行再思考和再认识 ,逐步确立新形势下的“集体安全观”和“全人类利益安全观” ,重视联合国在国际合作反恐中的作用。     

论综合安全观

安全的内涵随着时代矛盾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安全内涵不断拓展。其所涉及的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综合安全观”的新概念。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现状与意义

“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尽管传统安全仍是许多国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但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①本文以非传统安全为例,论述了中国东盟在这方面合作的背景、现状和意义。     

私人安全公司与东南亚海上安保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对现有国家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形成挑战,于是,大批的私人安全公司开始出现。近年来,安全问题私有化也发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涉足东南亚地区,积极提供海上安全服务。一方面,私人安全公司在应对东南亚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雇佣私人安全公司不仅会削弱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甚至可能会升级、恶化地区冲突。鉴于私人安全公司在东南亚海上安保中的双重作用,东南亚国家也相应地加强了对海上私人安全公司的管控,以趋利避害。     

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初探

冷战结束后,中俄毗邻地区传统安全威胁消除,而“三股恶势力”、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人口危机、能源和食品匮乏以及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亟待两国合作解决。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内容趋同的新型安全观是中俄安全合作的基础。建立中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进而构筑东北亚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是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的对策选择。     

中国传统社稷安全观略论

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图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