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

1814 年以来，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经历了尝试期、深化期、侵蚀期和消亡期。欧洲协 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结构，它包含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国际 规范的内化程度对于促进当时的欧洲和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协 调的终结，但是欧洲协调机制对于维护欧洲百年和平功不可没。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欧盟的反恐机制

欧洲的恐怖主义活动由来已久，至20世纪60年代末呈泛滥之势，为此欧洲国家不得不积极应对。伴随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反恐机制也相应形成，尤其是“9·11”事件以来，欧盟反恐机制大大强化，对欧洲国家乃至整个区域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欧盟反恐机制也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二战中的流变 — 以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双重性”为例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在二战中的流变表现为斯 大林外交政策的“双重性” , 即国际主义和大国主义并行。出于国际主义,斯大林极大地推动了卫 国战争和二战的进程, 促进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出于大国主义, 斯大林严重地损害了他国利益和社 会主义的形象,且给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难以摆脱的深层因素。与之相比, 中国共产党则很好地 坚持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其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进入新世纪 ,中国外交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一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化解“中国威胁论”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是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 ,如何负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现在是中国外交是否选择国际主义政策的重要时刻。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合作性的政策和多赢的外交目标 ,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 ,更为主要的是它为我们的对外交往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外交哲学需要积淀和凝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协调国家利益的同时 ,我们需要通过倡导国际主义实现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当前欧美对华政策协调也有别于过去“美主欧从”的模式,呈现出更具机制化和更全面的新特点。在协调的过程中,欧美对华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但分歧也显露无遗。欧美对华认知与政策分歧、欧盟“战略自主”倾向以及“特朗普主义”遗产的影响都将对欧美协调的深度和效果构成制约。当今国际体系的特点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决定了欧美协调难以复制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和平共处”是欧美协调和中美欧三边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中国与亚洲：共同复兴之路

二战后，亚洲走上一条独特的复兴道路，并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重心。中国崛起不仅是亚洲整体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并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后危机时代”，亚洲仍有可能抓住机遇，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克服共同困难，实现更伟大复兴，而其重要前提是中国和亚洲各国共同发展。今天的亚洲在复兴的道路上正形成一个日益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只要中国与亚洲各国牢固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确立与区域内外国家的“共同责任”和“共同规范”，共同完善各方良性互动的框架，亚洲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普京的"融入"欧洲战略及其前景评估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的国家,它属于欧洲或亚洲,既是一个客观定位问题,更涉及其发展方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应“融入”欧洲,是想通过明确对该问题的认识,凝聚国内意见和力量,抓住欧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在“新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与欧洲共建“统一政治、经济和安全空间”,以使俄能够搭上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列车”,实现振兴国家的愿望。但是,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虽然也提出与俄共建“统一空间”,实质上却没有准备将俄纳入到他们所设想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而只是想以此为手段,与俄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机制,以促进俄继续朝着西方希望的“民主化”方向改革。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必将影响俄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普京“融入”欧洲外交的努力尽管对俄有益,但道路必将漫长、曲折,所达程度也将有限。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内涵与路径

外交能力是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要素。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考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期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外交转型对外交能力提出了新课题。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阶段性等特点，对此要在理论创新、战略运筹、机制建设、统筹协调、政策执行等方面不断加强，促进外交能力全面提升。     

浅析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和秩序

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对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及大国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推动了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改革；促进了国际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G20已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要平台，而G7和“金砖四国”将分别成为两大力量在这个平台中协调立场的核心：欧洲将是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国际体系的变革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始终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战云密布终透隙，和平崛起现曙光——美中东北亚安全战略展望

2004年，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开始由欧洲转向亚洲，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在东亚实行“加强东部与中间突破”的战略。同时在“协调与强硬”之间寻找平衡点，把朝鲜作为在东北亚地区“关键的战略支点”。而中国自2003年12月开始展开“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为维护东北亚和平、安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未来发展看，布什政府对外推行以“反恐”为标志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扩张战略，包藏着危险四伏的制约因素和无法摆脱的困难处境。     

试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主义机制

随着欧盟成员国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合作主义也开始影响到欧盟层面上的决策机制。本文讨论了合作主义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回顾了欧洲层面上合作主义机制的演变历史及其最近的发展。总的说来,欧洲一体化的加深,特别是欧洲社会政策的一体化,促进了泛欧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为欧洲层面上的合作主义提供了动力。同时,合作主义也有利于欧盟更好地争取成员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推进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评估

2023年9月,美国、印度及中东和欧洲多国出于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联手推出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旨在整合走廊沿线的各种要素并建立协调实体,以解决走廊建设的技术、设计、融资、法律和相关监管标准等问题,通过加强亚洲、阿拉伯海湾、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来刺激经济发展,并显露出地缘战略意图。受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多国协调工作纷繁冗杂、项目建设资金筹措困难、美国总统大选前景不明等多重因素制约,“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从规划到落地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然而,若其成功实施,则可能对世界和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并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地缘竞争压力。鉴此,中国需予以妥善应对。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

中国对欧公共外交分别从政治、经济和认知三个层面展开，短期目标是减少政治杂音对中欧关系的不利影响，中期目标是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深化中欧对话与合作机制，长期目标是促使欧方逐渐摒弃传统对华负面认知，接受并认可中国发展道路。然而，作为“崛起力量”的中国与自视为“规范性力量”的欧盟在政治文化上的不对称，以及期望“文明复兴”的中国与宣扬“普世价值”的欧盟在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导致欧洲对华认知与欧中交往日益加深不成正比，制约了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效果。鉴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如何提升对欧公共外交的思路。     

巴西的"电影复兴"

“电影复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在巴西电影产业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它把巴西民族电影产业成功地带出了90年代初的废墟,既提升了巴西民族电影的艺术品质和国际声望,也为民族电影挽回了市场占有率。本文对“电影复兴”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把其放在巴西电影产业史的纵向背景的同时,凸现出“电影复兴”现象中电影人、政府和电影市场的合力,并期望巴西“电影复兴”的经验能对当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三大洲会议与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体系建构

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召开。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成员国中唯一的拉美国家和该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美国“后院”的古巴举办这样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意义重大。会议的举办恰逢全球反帝反殖运动处于高潮之时，并且会议首次倡议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从亚非扩展到亚非拉，形成联结三大洲的革命协调和政治动员。此次会议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呼吁第三世界形成一套共同的反殖反霸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集团进行暴力抗争。会议之后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加上其官方媒介《三大洲》杂志的全球传播，引发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又一个高潮，为第三世界团结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反殖反霸事业。由此掀起的三大洲运动可以视作“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滥觞之一，它对资本主义强权的全球性掠夺等问题的批判影响了后来一系列的进步思想，所留下的宝贵反殖反霸遗产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洲经济一体化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二战后,欧洲政治精英积极探索恢复经济及消弭战争根源的路径和手段,其中欧洲经济一体化战略成效显著,在数十年内逐步将欧洲经济从各个国家单打独斗整合为内部相对一致的单一市场、共同货币区和关税区,将欧洲打造成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区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之一.本文拟结合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具体经验,通过剖析其整合协调主权国家相互关系的示范性效应,着重就如何处理区域国际关系、弥合分歧、协调矛盾、平衡利害得失、建立新国际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层次分析和思考,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     

全球化时代的非洲一体化:理想、现实与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束,非洲大陆面临的历史主题已由“求独立”演变为“求和平”、“求发展”。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非洲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非洲复兴”,成为当前非洲历史发展赋予非洲一体化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但非洲一体化的理想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政治热忱与现实困境之间也存在强烈反差,这是非洲区域化进程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当前非洲发展必须设法解决的头等大事。非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正视几个重大问题,诸如怎样处理民族主义与地区一体化的关系,如何协调自主发展与争取外援的关系等。     

欧盟中东政策的特点

欧盟中东政策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呈现以下鲜明特点：以“欧阿对话”机制确立欧盟与中东的整体关系；以“欧盟-地中海战略”和建立与海湾国家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欧盟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多种形式的多边合作促进欧盟中东关系的全方位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欧盟中东政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欧阿对话”为中心，“欧盟-地中海战略”和欧盟-海湾国家的战略合作是两大支撑。欧盟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同时，再辅佐“欧洲-中东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以全方位、多层面地建立与中东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