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的授权

授权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重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授权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授权可能具有新的意义。在内容上,从理论、规范、制度和实践等4个层面全面梳理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中授权的具体含义,进而指出尊重八二宪法,加强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传播和教育,可能是推动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发展,促进基本法实施的因变之道。     

澳门对台关系的法律思考──兼评台湾《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回归在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它们与台湾的关系自然与回归之前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将来如何处理对台关系？中央政府对其与台湾关系的处置权限有何法律政策上的规定？这在现有香港和澳门的两个基本法中并不明确。相比之下,倒是台湾先行一步,制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其目的无非要用法律正其名分。作与大陆中央政府对等之姿态,并试图在此格调下求得继续维系与香港澳门关系的形式上的主动。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毕竟是面对了现实,并且有意识地利用法律手段来摆脱其现今所处旭尬被动的境遇。对此．我们是不屑一顾,还是有所回应？是授权特区政府自行制定与台关系条例,还是由中央政府先作出一般的原则规定？１９９９年之后,国家统一的焦点将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在此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对大陆与台湾关系．港澳与台关系如何定调？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习习近平关于港澳治理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港澳工作,他用"血浓于水"表达守望相助之情,用"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呼吁共圆复兴之梦。习近平总书记直面"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有机结合新形势下的战略目标,以一系列的讲话、演讲和谈话,为新时代下"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方向指引,巩固和深化港澳与内地的合作交流,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我国乡镇人大建设的新探索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行政单位,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据2012年统计,我国乡级行政单位共40446个,有80%的人民在这里生活。     

“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主席制度流变考

现行宪法,即82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家主席制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由“虚位元首制”向“三位一体”实权元首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对建国初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制和54宪法的回归,更与古今中外政治历史的常识相暗合.在由“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宪法时刻”,经由历史常识凝聚改革发展的宪法共识,无论在学术思辨还是政治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分步骤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时候,兼顾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所以,较好的实现路径是将宪法监督机构的设置与其职权赋予、扩大相分离。根据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可分为2021年之前、2022年至2049年、2050年之后三个阶段,采取相应完善措施。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开启民主法治的新纪元——纪念现行宪法实施20周年笔谈

198 2年宪法实施的 2 0年 ,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 2 0年。宪法及其 17条修正案既是时代变革的产物 ,她的实施本身又是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反思宪法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展望 2 1世纪中国宪政的发展走向 ,追问宪法学及其研究者的理论责任 ,至少在如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 :其一 ,宪法是社会文明的载体 ,宪法文本的完善程度以及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适应程度如何 ,会同时在两个方向推动我们对宪法规范体系和社会生活环境作互动式的研究。其二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制度的现实运行是否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是否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 ,这一研究本身会极大的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其三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法律全球化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中国的宪政建设面临着既要符合世界法制文明的发展方向 ,同时又必须反映本国特定的现实需要的双重任务。宪法学及其理论工作者有必要通过多层面的理论研究 ,紧紧围绕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实践提供深刻的理论指导。其四 ,回顾宪法在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剖析隐藏在成就背后的可能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