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联合制定行政规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横向交流的扩大、地方间共同事务逐步增多,作为以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的地方规章已经不适应这种形势,有必要允许地方政府以制定联合规章的方式来解决跨省份的共同性事项。在解决地方间共同事务方面,地方联合规章比行政法规有更多的优势,这是由这些共同事项立法的紧迫性、特色性和试验性所决定的。为此,需要修改相关法律,对地方联合规章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效力等级等加以明确和规范,并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跨省份共同事项的新型立法形式。     

董必武司法思想述要

董必武的司法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中国社会主义司法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了董必武关于司法的政治性、司法的人民性、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程序性等问题的基本论述,揭示了董必武司法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确证了董必武司法思想的革命性意义和现时代价值,进而强调董必武的司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与司法观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理论渊源。     

集团诉讼问题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集团诉讼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然而,各国对于集团诉讼的态度、政策、制度设计和实践却是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以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探讨了通过不同的法律制度解决这一相同的时代课题的可能;分析了当代世界各国解决群体性纠纷和集团诉讼问题上的差别及其原因,从政治和司法体制、诉讼文化、法律技术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法律职业等角度比较了集团诉讼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移植的可能性;并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集团诉讼问题的重要性及各国应有的政策立场。本文将解决中国群体性纠纷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主张充分考虑社会现实,避免简单移植某一种集团诉讼制度并依赖其解决各种群体性纠纷,而应以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应对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医事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之思考

医事法学专业是培养既懂医又懂法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适应学科特点,明确培养目标,在教学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下工夫,使医事法学本科教育实现新的创新。     

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十几年来,法院调解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经常运用预判术、隔离摸底术、“借力术”等调解技术。法官在其法律观、司法观、当事人观等观念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调解观。     

所有者权益的法学分析

“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学名词在物权法立法和十六大报告中的使用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给国企改革设置了障碍。为此,物权法立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将其改为“出资人权益”。这一修改赢得学界普遍支持,但对修改理由的论述不尽完善。从概念法学的角度解构法学上“所有者权益”的内涵和外延对正确认识物权法草案的立法用意和国企改革大有裨益。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加强普法依法治理促进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天津市将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津调研和视察过程中,对天津市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的做法是:一、提高认识,理清思路,切实加强对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多次对加强和谐社区建设提出要求,强调要把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对送法到基层工作批示:“这个做法很好”。“四五”…     

人格与财产的关系——兼论法国民法的“总体财产”理论

罗马法以财产和地域为基础的身份人格,人的伦理价值被排斥于人格的构成之外,罗马法上的“财产”之享有,乃是“人格”享有之标志。在古典自然法学说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的理性与价值得以在实在法中成为人格的基础,财产要素在人格基础上被摒除。较之于法国民法总体财产的“财产能力”或者“财产权利能力”本质而未能扬弃强烈的人格的伦理性,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彻底张扬了人格的权利载体意义,并且为民法的发展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从而可以说,财产、伦理要素从人格中不断剥离正是人格平等的历史进程。那种将财产作为人格要素的认识,乃是以否定人格平等的近代法律的基本价值作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