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应用公务员胜任力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

加强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研究胜任力模型在我国公务员体系建立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改进和完善公务员胜任力模型,用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公务员的胜任标准,对促进我国公务员人力资源管理,提升我国公务员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配置研究

监察委员会吸收、整合了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纪委合署办公,实质上确立了党纪调查权、政纪调查权和刑事调查权于一体的综合调查权,这大大提高了反腐败的效率和监察范围,达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的全覆盖,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和力量。然而,监察委员会在公职人员定义、调查权定位和权力监督、权利保障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要从法律层面在实体和程序上约束监察委员会权力的行使,明确界定监察对象范围,完善对调查权的规范和约束,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细化权利保障制度,这样才能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反腐败效率,促进反腐败和法治的同步发展。     

从动员模式到依法治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一个视角

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建国后动员模式成为党执政与治国的基本方式。动员模式尽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其固有弊端使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应成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 ,党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这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我们应以制度建设为核心 ,努力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     

开放、整合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离不开开放与整合，开放有其内在限度同时需要整合作为后盾，开放的限度等同于整合的能力。因此，开放与整合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所需的最重要能力，开放与整合是相辅相成的，开放、整合与政治合法性成正比。对于如何在开放与整合之间建构政治合法性，至少包括政治参与的开放与整合、意识形态的开放与整合、政党体制的开放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内涵。     

商业贿赂治理对策研究

商业贿赂的产生,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的原因.要有效、彻底根治商业贿赂,既要发挥公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三者的共治作用,从而形成协作共治体系,不能顾此失彼,一叶障目.     

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

危机管理需要高效动员机制的支撑.相当长时期内政治动员成为我国危机管理的主要动员模式,这时的动员是一种"对社会动员"."由社会动员"在危机管理中不仅必要,而且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条件下,把政治动员作为危机管理动员的主要模式,可能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随着共产党执政方略向依法治国的转变、社会的逐步成熟以及有限政府模式的确立,使得危机管理动员从政治动员为主的"对社会动员"模式走向以社会自主动员为主的"由社会动员"模式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垂直管理模式下权力的配置与制约

近些年来,垂直管理模式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模式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种有益尝试。为了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实现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某些职能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从而中央的权力得到保证,地方的某些权力相对收缩,这种模式有利但也有弊。解决其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对垂直管理部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谨防人大代表的利益冲突

民主是防治腐败的良药,但民主本身也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腐败,人大代表的利益冲突就是这样的情形。民主政治越不成熟,这种状况就越猖獗。民主政治要健康发展,需要大力防治人大代表的利益冲突问题。     

防治公务接待腐败

公务接待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成为一种不正之风,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加以规范和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日前,根据中央要求出台了关于国内公务接待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严格遵守。这是国家规范公务接待,预防和治理公务接待中腐败现象的新标尺。     

监察委员会监察权配置研究

<正>监察委员会吸收、整合了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纪委合署办公,实质上确立了党纪调查权、政纪调查权和刑事调查权于一体的综合调查权,这大大提高了反腐败的效率和监察范围,达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的全覆盖,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