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证据规定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是适用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对象．排除规则排除的是证据作为定案根据的可能性。非法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非法实物证据和其他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取的证据。绝对排除、相对排除和可补正的排除是排除规则的三种主要的法律后果。证明责任的分配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根据两部证据规定的要求,口供和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适用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最后,根据“程序审查优先原则”,法庭必须优先处理被告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法学与法治发展

今年元月 14日 ,第四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颁奖仪式前 ,周永康等领导亲切会见了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并勉励他们多提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 ,多创造实践需要的学术精品。借此机会 ,本刊特邀新当选的部分杰出青年法学家围绕“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法学与法治发展”这一主题 ,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笔谈 ,以飨读者。     

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程序性制裁所针对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并以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为其基本制裁方式。这种“程序违法直接导致实体结论无效”的制裁方式,可以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实施,使得程序正义价值得到现实的保障,促使法院不成为警察、检察官和下级法官违反法律程序的“帮凶”和“共犯”,并对其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在举行司法审查的前提下,作出违法和无效之宣告。当然,作为一种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程序性制裁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程序性制裁对于维护诉讼程序的实施仍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美中不足《律师法》──“《律师法》修改与完善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

爱也《律师法》,怨也《律师法》。在《律师法》的修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之时,我们对《律师法》重新进行审视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有鉴于此,本刊于 5月 30日与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律师法》修改与完善理论研讨会",邀请各方官员、学者、律师,就《律师法》的修改与完善畅所欲言。     

法院改革的中国经验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行,各地法院创造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改革经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进一步推进法院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对这些改革经验进行及时总结,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为此,需要发展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对"去地方化"改革的困境、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分离、员额制的难题以及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等问题,提出新的改革思路。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 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刑事政策。刑法学界往往将其视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组成部分,而诉讼法学界则更为关注这一政     

企业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思路

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目标,是涉案企业建立一套有效预防犯罪的管理机制,达到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的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合规整改应与日常性合规体系搭建具有本质的区别,将合规整改的"针对性"和"体系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对于一个涉嫌犯罪的企业而言,一旦被纳入合规监督考察的对象,一般应引入四项基本的合规整改要素:一是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停止犯罪行为,积极配合刑事追诉行动,采取补救挽损措施,处理责任人;二是查找犯罪原因,发现造成犯罪发生的制度漏洞、管理隐患和治理结构的缺陷;三是针对上述漏洞、隐患和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纠错和管理修复,切断犯罪发生的因果链条,避免同一犯罪的再次发生;四是建立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和长远的预防犯罪机制,引入有针对性的专项合规管理体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

对非自愿供述适用强制性排除规则的主要依据,是为了维护程序法的有效实施,从而实现程序正义。我国法律向来将非自愿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适用对象,并逐步发育出“典型的非自愿供述”与“拟制的非自愿供述”两种形式。与非自愿供述的排除相关的是,唯有将那些受到强迫取证行为直接影响的派生证据和重复自白予以排除,才可以实现排除规则的立法宗旨。     

论量刑建议

作为近年来量刑程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量刑建议制度的兴起有着规范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考虑,属于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必要延伸;量刑建议主要属于法院量刑裁判的参考和依据,     

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

刑事程序法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被规避和架空的问题。这种程序失灵的问题已经成为刑事诉讼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造成刑事程序失灵的原因,主要是法律没有确立有效的程序性制裁和程序性裁判机制,某些法律程序的设计所带来的诉讼成本的投入超出了司法制度的最高承受力,办案人员为避免不利的考核结果而不得不主动规避某些法律程序,一些程序设计因为受到相互冲突的法律传统的影响而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形。不仅如此,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也对很多源自西方的程序设计的有效实施,构成了一种"瓶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