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专访爱立信(中国)公司总裁马志鸿

即将开放的中国3G市场是个充满诱惑而又令人迷惑的市场,作为设备提供商,爱立信拥有世界移动通讯系统巨大份额,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市场的?     

论治安案件中轻微伤害鉴定的必要性及标准

在查处治安案件过程中,伤情鉴定是一项重要证据,但长期以来,在治安处罚时对轻微伤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对轻微伤的鉴定有明确要求。同时公安机关在处理轻微伤问题的案卷时也是认识不一致,处罚的力度和处罚的依据理解都不同。不光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在公安、法院、检察院之间对于轻微伤的认识也不一致,致使一大批治安案件难以及时了结。因此首先要明确治安伤害案件中轻微伤害鉴定的必要性,其次要建立完善鉴定轻微伤害相对应的法律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轻微伤害案件得到及时、合理、准确、公正的处理。     

犯罪论对刑法典的形塑作用——以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的关系史为线索的考察

刑法典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是犯罪论体系论争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此,主张"维持论"的学者提出了"刑法典对犯罪论具有制约关系"的命题。通过对德国犯罪论与刑法典关系史的考察,可以看出,无论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还是罪责,都不是德国刑法典的产物,而是德国刑法学者智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在刑法学界形成共识之后,形塑了德国刑法典的发展。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不应拘泥于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因此引入德国阶层犯罪论体系并不存在障碍。     

精神分析的诠释学体现

弗洛伊德及其之后的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与精神分析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不同时期诠释学的影响,例如,弗洛伊德、荣格、霍妮和宾斯万格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从诠释学特征方面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探讨。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案例治疗上,都践行着诠释学方法;荣格把人类的心理看做一个有价值的文本进行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和解读;霍妮把被分析者所处的整个文化背景作为精神分析的内容或重要参考的做法,反映了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概念则体现了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对他的深远影响。     

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实践教学探析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是新疆地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教授新疆历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宗教理论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的政治理论必修课程,实践教学作为本门课教学的基本环节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对《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实践教学的基本思路和途径做一探讨。     

我国城镇化进程与进城农村青年的人文关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为现代化、城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城镇建设的人力资源,这支力量的主体是青年。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农村青年经历了很多艰辛,主要表现为权利平等、权益维护、人格尊严、资源共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即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加强对进城农村青年的人文关怀、推进市民化进程,需要制定政策、形成制度。     

理解与说明——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重建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它们研究方法的区别。人文科学以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这使得其研究方法具有特殊性。关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主要有统一论、独立论和家族相似论。若要建立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既反对统一论和独立论的一刀切的研究方法,也要反对家族相似论的模糊不清的研究方法,要将理解——研究的主观方面和说明——研究对象的客观方面相结合作为其研究的主要方法。     

树长三角城市标杆 坚定跨越发展信心——合肥与南京、杭州对比分析

文章概述了合肥与南京、杭州三市的基本市情,就三市当前的经济总量、人均指标、产业结构、增长动力、主导产业、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并分析了合肥城市发展的潜力,对合肥建设长三角副中心提出对策建议。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