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讯对话中的心理强制

社会规范对人都有心理压力,法律规范与强制力量同在,心理强制是法律性对话的本性。侦讯对话往往以强制措施为外在的条件,而证据才是其内在强制力的根据。涉案当事人的沉默,并没有使讯问失去强制性,也没有失去其取证功能。侦讯对涉案当事人心理强制力的大小,在于警方掌握证据的状况;对侦查人员来说,关键在其侦讯对策的运筹和实施。     

“人肉搜索”与网上侦查

“人肉搜索”是网上侦查的有力工具，但也存在着暴露个人隐私之类的侵权行为。网络表达推动着民主建设的同时，也凸现出了网探的群众基础与法律盲点。公安在运用网络侦查时也有法律障碍。警方发帖让网友提供线索是否侵权，网侦中的群众路线如何体现，等等，都需要在案侦实践和法治建设中找到答案。网上调查只是司法调查的补充，不能回避“人肉搜索”用于网侦的局限与风险。     

法律理想与道德底线

法律性与人性会有一定冲突,冲突源于道德与法律互动的历史进程。法和德之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现实社会中它们也有不同的功能领域,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分清法律与道德的功能范畴,厘定其关系,实现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良性循环,也就廓清了法治理想主义的迷雾,把握了法治国的理想与现实。     

侦查客体论

侦查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事实,而非行为。侦查客体的范畴是案件事实,犯罪事实则是刑侦追踪刑案的目标。犯罪事实有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个维度,时空结构将这些维度连接为现实的客观事物。犯罪事实的结构可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来剖析其内容。纵向动态结构的事实要素有作案的动机、预备、实施以及案后活动四个方面,横向静态结构的事实要素有作案的时空、主体、对象、手段、痕迹物品、危害后果六个方面。侦查客体的归类则可结合取证需要,将之归纳为物质客体和精神客体。侦查活动对案件客体具有可选择性,这是一个运用主观能动性筛选案侦信息的过程。在取证过程中,侦查员需要通过组织证据体系构建法律事实,运用犯罪再现原理等去整合案件事实客体。     

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危机及其引导北大核心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深层矛盾的反映。舆论引导,需注意其环境变化和传播特点,重视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舆论演变有其盛衰规律。群体性心理危机有相对剥夺感、社会挫败感、成败之内外归因、敌对意识、优势意见、匿名参与感、从众心理、自发规范等。群体舆论传播的信息系表层意识,它们具有三种信息流。其中的流言蜚语形成杂音,谣传有爆发、澄清和终结之时。舆论引导,需遵循第一时间、信息公开、依法处置、合理有效用警、刑案密侦等原则。设置议程,引导焦点事件的主音和杂音;建立群体性事件的泄洪机制,用法制来引导舆论,完善其长效机制。     

犯罪心理现场特征辩

心理现场与物质现场的关系,诚然有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是,需要辨析“反映性”和“反应性”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心理现场的物质支点是心理痕迹,它是以记忆痕迹为基础的物质痕迹之转换。犯罪心理现场区别于犯罪物质现场,有其自身的基本特点,把握了这些特点,就能更加自觉而有效地在案侦中重建犯罪心理现场。而犯罪心理现场运用的特点,需要辩明心理现场的重现与重建,如何提取犯罪心理痕迹,心理现场在犯罪重建中的运用等问题。     

辩护律师能否随意查阅案卷材料

庭审形式的改革和辩护人提前进入诉讼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热点问题。控辩式庭审不走过场的前提条件是辩护人要有相应的时间和条件收集证据。过去，公诉案件在法院开庭七日前被告人才能委托辩护人。现在，律师了解案情和接受辩护委托的时间向侦查与检察迈进了两大步。侦、控机关同时感到压力，律师们则在前进的烛光里看到取证的艰难。这里，不应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辩护人能查阅公诉案件中的什么材料？过去，虽然辩护律师进入诉讼过迟、收集证据的时间太短，但他们"可以查阅本案材料"。由于法院受案时审查案件是实体性审查、…     

讯问强制性与沉默权

讯问客观上有没有强制性？上世纪90年代，上海警方在公开出版的教材《公安讯问》中，曾把讯问定义为“强制性问话”。该观点甫一面世，便遭来诸多非议，认为在当时的人权保护气氛之下，并不适宜存在强迫供述的观点以及做法。迄今为止，国内也很少有教材采用此种学说。尤其是近年来法学界引入沉默权的争论后，许多法律研究者引人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及英美证据法中的“任意性自白”规则，     

刑案证据信息论

案件证据信息是当事人行为作用于涉案物的一系列凭据。证据材料是证据信息的载体。正确解析材料信息,才能反映案件事实的真实面貌,从而成为证据事实。证据信息是从证据事实通往未知案情的标识。证据信息具有客体绝对性,可无损耗地多次利用,也可共享,这使它有一定的确定性。同时,它也有主体相对性,具有可被识别、被加工处理和扩充等能动性,这使之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主客体二重性,使之可人为地转换和传递。在案侦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信息在接收、辨析与利用中的主体性错误。这是证据事实零散化,使其信息存在无序化熵值之故。而证据体系的有序化,需依赖四个逻辑规则共同发挥综合效益,方能有效降低出错风险。     

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困境及其走向——现实判例的考量与实践

我国的定罪标准要求,不轻信口供,重全案证据的确实、充分。"确实"就是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充分"就是证据体系的完整性、逻辑的一致性、结论的唯一性。一般情况下,单有同案犯口供,难以组成充分的证据体系。实际案件中,很难完全排除合理怀疑,达到这样的定罪标准。但现实判例却用常识、常理和常情成就了证据体系的证明环境,弥补了证据不足的缺陷。这说明司法操作虽以法律标准为坐标,但其价值标准却是现实的国情民情。司法是逻辑的,也是经验的。司法经验中,常识常理常情的证据环境,形成了同案犯口供中的高概率事件。高概率可一定程度地排除合理怀疑,决定证据体系的逻辑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