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主体际性——社会公共道德重建的心性基础

“仁”代表着中国古人从人际关系视角研究、探讨德性和社会规范的思路，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这一范畴的突出特点强烈的实践性。主体际性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是对主客二分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其意义在于申明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交互性。“仁”与主体际性之间存在内存契合，可以说是以经验形态表达了后现代主体际性的实践理性。在主体际性视域中重新发掘和理解“仁”，重新解读其文化心理本质并为生活服务，或许可为中华文明吸纳、消化现代文明提供一条路径。     

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构成研究——基于16省66县2414名留守妇女的调查

社会支持网是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补充。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传统的"男耕女织"演变为"男工女耕",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不得不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然而,目前国内很少有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个体社会支持网构成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16个省份2414名留守妇女的抽样问卷调查资料系统考察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构成。调查发现:丈夫仍然是"缺席"的户主,构成留守妇女情感支持网、财务支持网的重心;"娘家人"在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中的重要性超过了"公婆",尤其在情感支持和财务支持方面;邻居、朋友都是留守妇女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邻居还对留守妇女的生产活动提供帮扶,而朋友则是留守妇女情感倾诉的主要对象之一。亲属倾向于情感支持、财务支持,而非亲属倾向于交往支持。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中国城镇化的困境

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的困境在于：我们既不可能维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不可能马上废除这一结构．而只能通过逐步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来逐渐化解这一结构。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执政者高超的平衡技巧与施政能力。     

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素质状况差异性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素质状况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尤其不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专业职称、教龄,以及不同类别院校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为增强提高教师素质措施的针对性,有必要对教师素质状况的差异进行深入的具体分析。     

共青团组织凝聚青年的策略——以北京共青团社区青年汇建设为例

组织凝聚青年是共青团组织的职能之一.面对社会的转型,团组织的影响力和职能在弱化,主要表现为科层制组织体系滞后于社会发展,社会动员能力缺乏现代性,吸引力凝聚力不适应青年发展需求.共青团在组织凝聚青年方面只有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国家政权的主要社会支柱作用、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利用自身体制和身份的优势,积极改革探索,才能走出困境.“青年身边,组织终端”北京共青团社区青年汇建设是新形势下青年工作的重要创举,是实现“两个全体青年”和“四项基本职能”目标的有效途径.     

制度文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从制度文明的角度看,主要是党内民主制度理念文明和党内民主制度规则文明的变迁所致,它们共同促成了党内民主制度文明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党内民主制度理念文明与党内民主制度规则文明应互相配合、协同进步;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内民主制度文明建设要循序渐进,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要紧扣时代主题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     

国家调整农民工就业政策社会效应评估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就业由少到多,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国家在努力地调整农民工就业管理、就业服务以及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政策,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环境。但目前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状况仍然没有明显好转,国家农民工政策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制定到实施进入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新阶段。     

宪政视野下中国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如何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使其发挥应有的效能,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必须以宪政为框架规范和约束我国的行政权力,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治权力结构失衡、利益关系主导行政权力等现实障碍,必须从推进政治权力结构的均衡化、重构财政权运行关系等多层面入手,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