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法律问题探析

预约在我国合同实务中大量存在,但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于预约均未加以规定,理论上也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本文试图就预约的含义、成立要件、法律效力以及违反预约的法律责任进行一简要分析,以期明晰预约,从而使预约在当事人之间的适用达到公平的法律效果,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监事会监督方式变革论

我国公司监事会欲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务的有效监督,其监督方式须进行全面调整.须由非专业监督向专业监督转变,实现财务监督和自我组织的专业化;须由回顾式监督向展望式监督转变,通过增设董事会报告义务增加监事会的监督信息供给,通过增设公司重大事项同意保留权强化监事会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力,通过增设监事会的风险控制监督义务使监事会与董事会共同防范公司经营风险;须由对立式监督向合作式监督转变,在充分尊重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独立领导权的基础上,通过增设监事会的协商权实现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明确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连带责任增强监事履行监督职责的敏感性,从而彻底扭转我国公司监事会监督无力的局面.     

完全豁免还是从严监管——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思路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近几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有关法律制度刚刚起步,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思路不明确、监管态度不统一,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完全豁免不利于投资者利益的和保护,严加监管不利于筹资工具经济价值的发挥。构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法律制度的思路是既不能完全豁免也不能严加监管,而是适度监管。     

美国反避税立法之CFC规则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日益频繁,反避税立法成为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的共同任务。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反避税立法的国家,其中,其受控外国公司立法,是世界上第一个CFC规则,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的模板。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纳税人利用递延纳税进行避税,CFC规则价值凸显,其在美国反避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具体规则也日趋严厉。尽管美国CFC规则也面临一定的冲突和挑战,其反避税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也面临严峻的反避税任务,对美国反避税相关立法进行研究,对中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以结构功能相关律为关照

根据结构功能相关律,作为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当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与功能上的合理性。为此,应当以"治理行为结构"与"反馈行为结构"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日常良性互动思想"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犯罪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治理模式由平面型向系统型转变、治理权限由国家垄断向公民参与转变、治理方式由法律的事后控制为主向社会的事前预防为主转变。此为新时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应有之义。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治理的三重追问

公私融合的身份属性、当下国际关系的结构转型这一背景和多维的双重治理架构决定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的特殊性。"去主权化"不应作为主权财富基金治理的重心,因为将私人投资者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模板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有问题的,而且这将导致忽视主权财富基金成立和运营的经济逻辑和治理的其他向度。在获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商业优势、对成员的声誉产生积极影响,协助成员与利益相关者沟通方面,透明度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透明度依然是一个自我实施的问题,透明度要求不应违背平等和适度的原则,透明度与基金投资的经济动机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     

基于家庭成员间受扶养权三维度下的遗弃罪法益研究

对遗弃罪法益的不同理解及诠释，关涉着该罪的定罪量刑，也决定着该罪的立法走向。本文拟从遗弃罪法定刑的设置根据、所处的体系性位置及对“扶养义务”刑法解释三个维度进行探究。一是从法定刑设置进行考察，遗弃罪之所以设定如此轻缓的法定刑．源自其社会危害性较低；二是从体系性位置进行考察。在民法学及刑法学双重视野下，家庭成员间受扶养权归属于广义人身权利的范畴；三是对“扶养“刑法解释进行考察，以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规则为基点开展论述。并综合运用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的方法，最终得出遗弃罪法益应为家庭成员受扶养权的结论。     

浅析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近年来保险消费者因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败诉的比例居高不下,保险消费"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观念也愈发高涨,逐渐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入手,从如实告知义务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方面简要陈述,分析了保险法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领导干部心理问题的症状、症结及正解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心里承载的酸甜苦辣无人能比,心理问题日见增多也不足为奇,了解其症状、分析其症结,提供其正解,目的就是让领导干部带着阳光心态,缔造阳光工作,走向阳光未来。     

大国政治中的正义谜题——阿拉伯变局与国际法价值反思

西方国家试图干涉叙利亚内政,而中俄等国持反对意见,这种对立使得国际正义的指标认定问题凸显出来。作为法律与政治伦理学的目标,正义的界定非常复杂,有着不同的视角。就国际法的正义价值而言,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正义观忽视人权的多样性、与人权相并行的价值、民主自身的缺陷和国际民主的必要性以及正当程序的法治原则。当今国际社会,人权不是正义的唯一因素,以人权为名义的霸权根本就不是正义。人权主体的多元性和具体对象的多层次性使得简单界定正义存在很大的障碍,甚至根本不可能;从理论逻辑和实践例证上看,国际正义必须建立在全面的信息基础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作出,并且平等对待各方主体、遵循正当程序。在建构国际正义的进程中,中国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必要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