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以结构功能相关律为关照

根据结构功能相关律,作为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当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与功能上的合理性。为此,应当以"治理行为结构"与"反馈行为结构"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根据"日常良性互动思想"解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犯罪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治理模式由平面型向系统型转变、治理权限由国家垄断向公民参与转变、治理方式由法律的事后控制为主向社会的事前预防为主转变。此为新时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应有之义。     

透视“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

在中国股市完善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为了个人利益侵占公司利益,进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的事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进而维护小股东自己的利益,股东代表诉讼就成为小股东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手段。我们所代理的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的小股东状告公司高管索赔1.05亿元的案件,应当说是对“中国股东代表诉讼”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本案自2004年8月2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至2005年6月1日双方和解撤诉,虽然得到圆满解决,但显露出我国《公司法》在股东代表诉讼方面规定…     

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

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死刑“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并行使死刑核准权,是落实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和我国“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必然之举。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复核死刑案件,检察机关应否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检察机关如何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等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人士广泛关注的话题。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刊特组织死刑复核监督专题,集中刊发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符号互动理论视野下的仇恨犯罪原因探析

与西方国家略有不同,我国的仇恨犯罪并非由宗教差异及宗族歧视等极端的社会矛盾引发,而是源于普通的社会矛盾。在仇恨犯罪发生之前,行为人往往处于冲突当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行为人将冲突理解为偏见、歧视、侮辱、嫉妒等。受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行为人产生仇恨情绪,再加上我国传统复仇文化的刺激以及正当复仇途径受阻,最终导致了仇恨犯罪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不良互动是触发仇恨犯罪的重要原因。     

论国际贸易行政规章的司法审查

当前,"保增长、保稳定、保发展"成为人民法院发挥司法职能,服务和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中心任务。肇始于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带     

《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4号《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12年2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3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4月10日起施行。正确理解与适用该司法解     

山东：实施全面开放战略

到2012年，我省对外开放要实现以下目标，对外贸易总量比2007年翻一番；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利用外资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各类园区投资强度年均增长5%，占全省开放型经济比重达到70%以上，成为投资强度大、产出效益高、生态环境好的开放型经济先导区、     

符号互动理论对犯罪原因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

符号互动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行动过程。其更关注行动者的行为在特定情境之下的符号意义,以及其他人对该符号意义的理解。符号互动的意义在于,其能够促进社会成员对自我的认识,可以合理满足行动者的各项需求,是社会构成与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将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引入犯罪学研究,以其为理论基础对犯罪原因进行解释,将有利于对引发犯罪的矛盾的尽早发现,有利于我们对犯罪动机形成过程的掌握,有利于我们从人际层次出发对犯罪的形成过程进行有力探寻。     

和为贵：中国律师亲历日航风波

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历时５个月的日航风波最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场备受媒体关注的纠纷，在各方的努力和配合下和解。舆论称：“圆满解决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法制日报８月６日第一版。一个众说纷纭，涉及当事人众多的案件，为何能在５个月的时间内产生转折，并得到迅速处理作为一方当事人日航的全权代理律师和新闻发言人，我亲历了本案调解的全部工作过程。暴风雪的迷雾新世纪的１月２７日，遭遇暴风雪的ＪＬ７８２定期航班给人们留下了一片迷雾。乘客和日航对事实的陈述存在不少分歧，因此，暴风雪中的迷…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宪法学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其存在的宪法基础,是公民实现其宪法中规定的参政权、监督权的一种具体方式,是探索保障和救济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基本权利的新途径。该制度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宪政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