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黄大年精神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的实践探索

黄大年精神生动诠释了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深刻彰显了勇于担当的奋斗意志,传承弘扬了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集中体现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具有深刻、独特的育人价值。将黄大年精神融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时代要求、现实需要和价值所向,需要注重四个融入,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融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学生创新实践。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比较亮眼的词,是新发展理念实现的归宿。中国古代共享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的思想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享发展思想构成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文章在准确理解共享发展理念内涵基础上分析其实践价值,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实践了人民当家做主;全面共享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建共治共享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渐进共享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享发展的落脚点是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论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基于522份故意伤害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是认罪认罚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限缩式从宽"和"扩张式从宽"是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最高限度"的两种类型。受报应主义理念的影响,"限缩式从宽"主张简化量刑从宽情节、压缩量刑从宽幅度与限制量刑从宽效力,由此导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适用乏力。受功利主义理念的影响,"扩张式从宽"提倡扩充量刑从宽情节、提升量刑从宽幅度与强化量刑从宽效力,最终引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不公。从平衡量刑建议从宽适用的视角出发,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中从宽的"最高限度"应具备量刑从宽情节交叉化、量刑从宽幅度常态化、量刑从宽效力半刚性的实质内涵。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新时代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是最重要的底色。农业绿色发展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步,是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在农业绿色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绿色发展意识淡薄、农业绿色技术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推广、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法律尚待完善等问题。为此就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加大农业绿色发展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绿色发展意识,融资与育才双管齐下,推动农业与科技结合,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法律的措施来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论监所线人与刑事冤案:域外经验与本土建构

监所线人制度乃现代社会中的必要之恶。监所线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内在的不可靠性,故需谨慎采用,否则容易造成冤狱。美国和加拿大均有类似的惨痛经历,因此近些年进行了司法改革。我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改革完善: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监所线人证言,不与普通证人证言等同视之;另一方面须完善审查机制,确立假定不可信规则与补强规则。此外,还应重视跨部门相关知识的培训。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