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

本文主要介绍了德国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从1871年开始,德国经历了三次政治上的转折,政治的变化同样反映到国家法学和宪法学的研究当中,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如何通过方法论努力科学地进行国家法和宪法的体系建构或者解释,一直是问题的重心。而德国国家法学和宪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民法律意识的量表测量:一个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

法律意识是关于社会与法律之间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法律意识的标准化的量表测量技术一直未受到重视,我国学术界最近涌现的大量关于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在调查方法上的欠缺。本文借鉴环境意识测量研究的经验,利用所收集的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数据对建立法律意识量表体系进行了尝试,其结果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文章同时提出了法律意识量表体系设计的基本框架,并简要论述了该测量方法对今后研究发展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     

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

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一般只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的财产,人格财产作为一类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特殊财产具有独特的法律属性,从充分地保护人格财产所彰显的人格利益和精神价值考虑,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人格财产若因各种原因丧失了人格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已降低为次要利益,则其与普通财产无异,可在符合善意取得各项要件时予以适用。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无人武器变革及其对非对称安全关系的影响

新军事变革以来,无人武器在作战体系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历经百年演进,无人武器已具备侦察跟踪、试探诱骗、精确打击和支援保障四大功能。现有无人武器存在依赖遥控和自主水平低下等问题,这是制约其军事潜力发挥的主要瓶颈。未来,“网络式自主化”将成为无人武器变革的突破方向,带来“全体系”“广覆盖”“快反应”和“强协同”四大优势。叠加无人武器“零伤亡”特性所蕴含的政治影响力,弱者基于“抵消与杀伤”策略的抗争能力将受到质变挑战,同时原有差距会发生量变增大。假如缺乏科技和政治上的有力制衡,在技术垄断与社会变迁的双重影响下,非对称安全关系发生恶性演变的风险将显著增加。在“市场化战争”中,伤亡成本降低导致强权政治缺乏约束,低风险优势鼓励政客做出冒险决策,战争伦理的沦丧扭曲公众对非对称战争的认知,而弱者的极限求生手段还可能造成核扩散等“次生危害”。在西方主导的军备控制合作逐渐式微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以总体设计统筹无人武器的研发与实践,积极开发反制技术,并争取主导相关军控提议。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历史演进

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已持续近十八年，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和未来走向离不开对美国反恐战略历史演进的梳理，而对三届政府反恐战略的比较则需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指导反恐的基本原则、预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手段。对比分析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政府持续收缩的全球反恐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更趋符合客观现实，“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凸显了利己和激进的态度，预设的战略目标则相对具体和务实。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政府缩减反恐武力规模、减少外交关注和发展投入，但通过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向外界传达其反恐的强硬态度。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反恐收缩战略进一步表现出美国对全球反恐行动感到疲乏且失去信心，并以此为由试图摆脱原有约束美国对外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并不能使美国彻底摆脱全球反恐的尴尬境地，并将对全球反恐形势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和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美国“星链”计划及其影响

星链计划是美国太空探索计划公司(Space X)提出的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通信计划,初衷是在地球的近地轨道建设卫星互联系统,进而为全球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然而,在星链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闪现着美国政府与军方的身影。星链计划发展也对应着美国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新模式,其目的在于实现由美国技术主导的、全覆盖的新一代"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从技术和市场竞争层面上看,星链计划的实施对现存的5G通信技术和未来的天基互联网系统将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从深层次的国际和国家安全角度看,星链计划背后依托的是美国高度成熟的军民融合体系和太空安全战略转型,将从国防、产业价值链、信息主权与监管、轨道与频谱资源使用、太空空间利用和天文探索等方面,对国际安全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复合型、交叉型"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