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检察权的权能与程序配置

检察机关在民事程序中的权限通称为民事检察权。我国宪法规定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区分为守法监督权和执法监督权,前者源于社会治理职能,后者源于公权力制约职能。在民事程序法中,执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而配置的审判监督权和为监督法院执行权的行使而配置的执行监督权,守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而配置的民事公诉权和为排除当事人和社会干扰法院强制执行而配置的执行协助权或支持执行权。这两类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功能、正当性基础均不相同,因此所针对的主体、适用的客体、启动的条件、运行的程序、救济的方式等等也不应相同。据此,为民事检察权相关规定的解释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和导向性意见。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中国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可以概括为“控方证人”和“普通证人”两种模式,两者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的侦查人员基本不出庭作证,实践中通行的是“情况说明”模式,主要通过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作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我国的诉讼结构、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法定情形下必须出庭作证,但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表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个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必须改革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纵向诉讼构造,提高庭审效率和律师辩护技巧,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商业银行破产财产分配顺序的实然性与应然性分析

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竞争的必然结果。破产财产的合理分配是破产制度的核心所在。本文选择我国商业银行破产财产分配顺序中的四个重点问题结合我国相关立法进行了法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我国商业银行破产财产分配的理想顺序。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法律和制度问题

七年之前的＂伊拉克战争＂背后不仅仅是无辜死者的亡灵和生者的哀怨,让我们更多反思的应该是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预示的问题。＂预防性自卫＂是否是战争的合法性基础？美国为何一意孤行的采取＂单边行动＂？本文试在解释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基础,并简要探讨其背后的制度性问题。     

保险合同转让中的保险利益转让与新保险法

根据商事合同的一般原理,单纯权利可以直接转让,如果转让的是义务,则必须经过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允许。保险合同转让通常涉及到另一方义务的变化,一般也不可转让。但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殊性,特别是财产保险中保险契约的标的是物,不同人使用物时所存在的风险是相近的,基于交易方便的考虑,很多国家承认了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随标的物的转移而转移,但是转移后所引起的危险增加和保险赔付请求权归属问题则要通过法律合理的予以解决。本文认为在此种讨论中,一方面要注意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考虑理论中逻辑的自洽。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必要条件是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知识。     

人格刑法与并合主义理论研究

人格刑法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具有优势，但是在现有的技术背景下没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合主义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没有人格刑法完美，但是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我们应选择相对客观的并合主义。     

知识产权法哲学视野下的利益平衡

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建构和实施过程中,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合法垄断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合理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我们始终面临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尽管对知识产权制度所涉各方利益予以平衡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但并不存在普适的平衡。本文从法哲学的层面对知识产权之利益平衡进行思考,希冀进一步探究其具体运作机制。     

思想性优越与制度性失衡——对《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创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制度的一个评析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创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制度,在行政过程中首次正式引入ADR程序。新条例在思想上具有超越性,其基于"公法私法化"而对ADR的接受,以及"恢复性行政"理念与"恢复性"法律思维模式在更大法律范围内的启发和应用前景,都是该条例的可能贡献。另一方面,该条例的制度性失衡及制度建构的体系性欠缺也是明显的,引入ADR而缺失公益指向的"排除条款",新创"行政复议调解书"却没有给出明确的法律定性及合理解决法律衔接问题。制度性失衡的硬伤是根本性的,只有通过立法解决才能有效地支持新制度的实践效果及ADR在行政过程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