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3.0时代”背景下的“法治中国”

按照时间顺序和发展内容，可以对现代法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分，分别用“法律1．0时代…法律2．0时代”和“法律3．0时代”来标识。当代世界，以各国的国家法、国与国的国际法和区域一体化的超国家法为三种法律形态，已经步入“法律3．0时代”。三种形态共存构成了全球法律复杂多样的面貌，三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其中任一类型法律的属性、存在和运行，都会直接受到其他两个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目前面，临从“法律1．0时代”到“法律3．0时代”三重任务叠加的情形。向内，这指向从民主与法制到“法治中国”的全面建设；向外，这意味着应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法律秩序建设，其中包括法律规则制度、甚至原则理念的竞争。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论

雷经天的司法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典型体现。苏维埃司法的政法传统、边区司法正规化改革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潮流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围绕新民主主义司法观，雷经天提出了在司法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法官队伍建设中加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融合，在六法全书援用中将政治立场与司法实践适度分离，在司法程序中坚持司法民主、发展司法便利等系列观点。其思想贯穿着革命性和实践性思维的特点，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经验综合作用的产物。     

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一起，改造了旧的传统的陕北说书，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新内容的“新说书”，并在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新说书”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发挥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等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论新形势下的师德修养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良好的师德修养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然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教师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面临着各种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的冲击。因此,加强师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文章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师德修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探微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应该发挥其公益作用，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让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到城市大熔炉中来，把为农民工服务落到实处。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赋予了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强大的经济动力,为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原因、实质、认识的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要注重实践性、战略性和价值性三方面的启示,进一步提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概括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成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新营养学理念在营养学教学改革中的渗透

新营养学是研究食品体系,食品、饮品和它们的营养成分及其他成分,它们在生物体内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生物体、社会和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传统的营养学教学使学生所学内容主要局限在书本上传统的营养学知识,并没有真正掌握营养学的实践方法与应用技术,培养出的学生不能有效地解决许多人类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与营养健康有关的严峻问题。为此,我们进行了营养学教学改革,将新营养学理论渗透到传统的营养学教学中,包括一系列的教学和考核方法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个视角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构建和谐文化,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面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实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坚持以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