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中国问题”:从比较法出发的考察

正一、比较法与"中国问题"比较法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其面对的世界与其建立起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的20世纪比较而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方面均已经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各种法律文     

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正一、结构研究——社会学基本视角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欧洲有极大的影响,在美国,因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也成为了最流行的理论。西方理论家认为它是解决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案。因为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存在主义所渲染的悲观、失望和非理性情绪了。20世纪60年代参加反抗运动的学生们也认识到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既作为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又作为他们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这样,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框架的结构主义,在当时流行起来就不奇怪了。传统的结构主义有三个基本前提:第一,社会结构是一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购置款抵押权的竞存对抗规则研究

满足《民法典》第416条要件的购置款抵押权可以对抗公示在先的固定担保权,此种处理模式虽使外部债权人负担一定审查成本,但总体上符合利益衡量视角下的比例原则。《民法典》在浮动抵押领域中采取“登记主义”的立场,与“超级优先权规则”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协调。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存时,后者始终处于优先受偿顺位。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可准用超级优先权规则,但应作必要限制。购置款抵押权人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民法典》未明文确立担保权收益延伸规则,但在理论层面上仍尚有将其纳入现行法体系的解释空间,且民事主体可在商业实践中通过意思自治达致类似效果。     

司法审查中的滥用职权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观察对象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有关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其存在两种裁判逻辑。分离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形式违法性审查,根据“职权”或“滥用”单一要素进行判断,使得任何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都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结合型裁判逻辑立基于实质违法性审查,认为构成滥用职权必须具备“职权”与“滥用”双重要素,滥用职权的实质是偏离法律目的行使裁量权。分离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与日常用语更为接近,结合型裁判中的滥用职权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滥用”的主观过错难以认定,影响了滥用职权标准的司法适用性。应以功能主义立场取代规则中心主义,借助均衡性的法律原则与功能性的自我规制技术,化解“滥用”之主观动机认定难的问题。     

从规范程序到程序规范:面向行政的行政程序及其展开

由于受规范主义传统与控权理论以及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行政程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工具,导致程序的独立价值与功能长期被忽略而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需要积极发挥行政权功能的关键时期,这种试图以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来控制行政权的理念与理论的根基已经动摇,行政法逐渐转向功能主义。行政法总则当中的行政程序制度设计,应以"求同"为路径和价值目标,既要能维持行政秩序,也要能保持行政活力,还要能回应社会需求。行政法总则中的行政程序来源于单行法,并超越和引领所有的单行法,是适用于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权运行、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行政,乃至于制定行政程序规范等所有行政活动的总的程序规范。     

法益一百五十年的嬗变史

与其考察继受法益知识本身是否真实可靠,不如细致研究法益知识本身的本体功能,从而探索出契合我国司法实践需求的本体知识。法益定义应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做出:前者是指,根据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所应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后者是指,根据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自由主义的实现依赖法益论的坚持与完善。法益的状态说与利益说之争蕴含着前实证法意义上的法益上升为刑法法益的正当性难题,应坚持人本主义法益论去逐步解决。法益抽象化、精神化并非不合理,不合理的仅仅是以刑法保护所有的抽象化、精神化法益。唯有在完善法益论自身的基础上,妥当依赖刑法理论等论说的不断合理化,形成内外互动机制,才能使得法益论自身更为合理。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

欧盟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暴露出该政策的诸多缺陷,此后欧盟寻求改革却屡陷困境。依据后功能主义理论,欧盟成员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欧盟认同兼容性有限,在面对欧盟外国家移民群体时,排斥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更是占据主导。因此,欧盟始终难以健全既公正团结又稳定灵活的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成员国积极接纳与安置乌克兰难民,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公民展现出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欧盟为了提高区域内部政策一致性,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或许只能突出欧盟内外分界,共同移民与庇护政策在未来也会愈发侧重外部解决路径。     

论著作权审判中的解释方式

对著作权新型案件的审理,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解释方式常常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在作品、权利类型、权利限制这三个著作权法的主要部分之中,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各有侧重。法官对解释方法的总体偏好也能反映出立法是否与现实相适应。规范主义解释方式注重严格的教义分析,而功能主义解释方式则更多地进行后果上的考察,强调利益衡量。为调和两者在著作权审判中的分歧,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各自方法上的改进;第二,结合作品、权利类型、权利限制等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在不同的部分选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总体上看,功能主义解释方式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为功能主义解释方式构建更为精细的理论框架,尽量避免任意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