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制度

【事件回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应急“专业化”建设成国际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世界主要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越来越重视应急准备工作,注意加强风险评估与沟通,积极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构建标准、规范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重大风险的挑战。     

《公共卫生安全,律师代表委员有话说》系列报道之一:补齐法律与经济制度短板 推进禁食野生动物决定落地

又到一年“两会季”。然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两会未能如期而至。尽管如此,却丝毫未能阻挡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智慧。3月20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座谈会。270多位政协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围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以宣传教育、法治保障、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等方面建言咨政。由于具有“天然优势”,律师委员的发言和意见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建设现代学徒制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现代学徒制"是企业与职业院校紧密合作的"双主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和发展现代学徒制,不仅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目前影响现代学徒制建设的关键问题是制度建设不足,以及职业院校教学管理模式不适应。对此,可在国家层面进行相关制度设计,确定"学徒"的法律地位和参与学徒培训企业的权益,建立跨部门的学徒管理机构,并发挥行业组织的积极作用。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欧亚经济联盟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中国的战略选择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已经客观存在,并对中国及欧亚周边地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运行五年来,欧亚经济联盟并未实现大的发展,但也未半途夭折。文章通过分析欧亚经济联盟理论基础和运行实践得出: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地区自身特点与欧洲一体化先进经验的结合体,组建其的重要经济动因是在长期低油价情况下,能够共同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解决本国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机制载体的欧亚一体化更是俄罗斯强国战略下的"引领式一体化",是俄罗斯面对东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压力,为拉紧周边中小国家而推行的"维系式一体化",也是俄罗斯周边中小国家的"追随式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在中短期内将继续保持低速前进,从商品共同市场逐步向能源共同市场迈进;从长期看,其一体化发展水平将低于欧盟,但高于东盟和南方共同市场,国际影响力将大于独联体。因此,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面对新生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中应充分认识到:首先,在与发达经济体实现"良性脱钩"的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是可以争取的支持力量,而在处理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与欧亚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时,欧亚经济联盟及其主导国俄罗斯是需要战略协作的对象;其次,与对美关系不同,俄罗斯则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压舱石"。中俄关系始终是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