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作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思考

利益平衡通常被作为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思路。随着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转基因技术作物已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转基因技术作物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利益平衡理论在协调各方利益时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利益平衡理论为支撑,分析转基因技术作物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农民利益保护间、知识产权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间、"强保护"国家利益与"弱保护"国家利益间存在的失衡,提出了确定以转基因技术作物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理性框定,以及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的合理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利益的国际平衡协调的建构设想。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效实现控辩平衡

刑事辩护制度最能体现司法公正,平衡的控辩关系能促进法官中立,满足刑事实体公正的要求和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1996年的刑诉法在辩护制度上虽较1979年的刑诉法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受到较大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增强辩护权以实现控辩的相对平衡,进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司法公正。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蹒跚之路--从日本对二战侵略罪行的反省态度说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为谋求“正常国家”待遇、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而努力。然而,日本要想真正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注重软权力的巩固,尤其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应该首先在二战侵略罪行上反省。     

欲望的平衡

领导者在某一方面的欲望很强烈，往往要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水平；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目标的强烈渴望，是领导者前进的巨大动力。     

数字时代的软件版权保护技术：技术双刃剑与另类创新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作品复制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和由此形成的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严重威胁，著作权保护机制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如在难以追究网络中众多个人侵权者责任的情况下，著作权法中第三人责任（间接责任）制度得以迅速地确立；为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和传播数字化作品，著作权法又引入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但这两种新制度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著作权是否过度扩张、是否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公众获取作品自由的担忧。同时，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原有的著作权许可方式，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正在形成之中。本组论文对这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独到见解。无论读者是否赞同其中的结论，或许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合伙律师事务所发展对策研究

目前，中国90％的律师事务所是合伙律师事务所，扶持、完善合伙律师事务所就是扶持律师事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合伙律师事务所需要解决不利于自身发展和管理的主要问题，调整和完善发展策略，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应优化律师执业外部环境，推广并扶持名牌及规模律师事务所的建立，应引入企业战略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以及成本管理的平衡计分卡方法来科学地完善经济体制管理。合理的合伙人制度和经营理念的转变是稳定和发展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关键。合伙律师事务所只有具备了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真正树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略论我国乙肝歧视法律救济

在我国,乙肝歧视在众多歧视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本文以医学理论为依据,以法律理论为支撑,从法律角度剖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相关权益,希望可以为相关反歧视立法作出一些贡献,也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献上一份微薄之力。     

程序利益保障论

程序利益是当事人通过程序得到的对其尊严、平等和自由的维护,以及金钱、时间和精力的节省,包括精神程序利益和物质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首先是宪法的要求,同时也是诉权保障和解决纠纷的需要。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之间、精神程序利益和物质程序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合理的程序制度必须建立在平衡上述冲突的基础之上。精神程序利益的充分保障,关键在于提高程序公正的水平;而对物质程序利益的充分保障,则需要诸如构建小额诉讼程序、改造督促程序、扩大程序选择权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或改良。     

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理性应用

我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特别是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它对知识产权权利救济与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临时禁令制度的适用审查机制为切入点，论述了如何完善临时禁令制度对被申请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几点审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使用标准。     

法理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国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政治权力的有效发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建设和谐国家,重点是加强权力控制制度建设。从国家内部来看,权力控制制度的构建应当着眼于两点:一是量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要分化;二是质上的控制,是指国家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两者的平衡也应当着眼于两点:在量上,权力不能太多太密;在质上,权力不能太大太强。社会内部的和谐是社会和谐构建的立足点。其构建同样要考虑两大制度设计;在量上要考虑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对应;在质上要考虑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