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智慧党建：大众认知和使用偏好调查报告

新时代的VR智慧党建，虽然突破了传统党建教育的限制，但仍存在着发展上的问题。采取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主要调查范围，就大众对VR党建的认知情况、需求偏好、相关态度、未来发展四个方面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大众对VR党建的认知度较低、VR党建教育市场有待开拓、使用者追求更独特的体验、VR党建产品需提高易用性与娱乐性。最后，基于调研结果提出建议，为VR在智慧党建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法律解释的公共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不断“去私人化”、重构法律文本公共性的过程。法律解释的公共性是一种符号、方法、价值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公共偏好、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形态呈现。为了寻求法律“原初”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中进行视域融合，通过对话与协商统合作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对文本含义的重叠共识，在往返流转中无限逼近法律文本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现实”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与互依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具有关系理性的解释主体；同时，解释者应通过表达与对话机制将个体性解释整合为公共性解读，以此探求文本的“原意”。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政府监管职能转变的风险约束:基于地方官员监管理念与行为偏好的调查实验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政府监管模式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较为迟缓,虽有研究侧重激励视角的解释,但未对风险约束这一变量深入阐释。本文基于风险预期和风险程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并以调查实验考察地方官员的监管理念与行动偏好,以提供微观层面的因果证据。结果显示,“放管服”改革议程影响了地方官员对政府监管职能的判断与认知,其监管理念发生了转变,但他们在面对具体风险情境时,仍更倾向于采取“加强审批”的旧有方式履行监管职能,并且这种行为偏好并未因风险情境的变动而表现出差异。这表明,推进政府监管职能转变需要对监管目标作更细致的拆解,进一步平衡效率与安全,调整监管内容范围,积极回应社会发展新需求,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     

北欧国家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北欧国家对华政策更加偏向警惕、防范及对抗,意识形态敌对态度更为突出,整体上接触与对抗兼具的两面性明显。其对华政策调整涉及面广,包括经济上反对脱钩与防范依赖并重、政治上保持疏远、安全上加紧提防以及人权问题上强化对抗等。这一政策调整主要缘于北欧国家主观判断和利益考量,涉及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谋求更大中国市场份额、应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化中的作用、呼应美国推动的价值观阵营化与中国问题泛安全化以及顾虑中国的乌克兰危机立场等多方面因素。北欧国家对华政策调整在中欧关系层面、国际层面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     

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展望北大核心

韩国尹锡悦政府2022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但推进对华政策的环境和条件并不乐观。尹锡悦政府对华政策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以美中战略竞争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变化、韩美同盟基调、朝核和朝鲜因素、韩国和中国的国家认同变化以及韩中国内舆论等。其有利因素是,2022年是韩中建交30周年,韩中两国都十分重视经济合作,两国社会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持续多年。从新总统尹锡悦的发言和外交安保组的构成等方面来看,新政府基本上会推进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的对华外交,这与各种内外政策环境相结合,可能会考验韩中关系。尹锡悦政府初期韩中合作可能并不顺利,但以迎来建交30周年为契机,两国政府应以相互信任和合作为基础解决矛盾,面向未来发展双边关系。     

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     

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北大核心

不同于默克尔时代,德国新政府执政纲领及部分新政要对华表态尤为强调意识形态分歧和对华竞争。在近年来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下,德国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加之德国自身政局变化以及中德经贸关系的变化,新政府或将加强对华防范与施压,减少对华战略依赖,同欧美盟友加强协调,一致对华,在经贸、科技、全球基建、规则标准等领域争夺主动权。中德关系存在波动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德经贸捆绑、西方内部矛盾、德国外交务实传统等因素,新政府将在延续的基础上调整对华政策,中德关系尚不致发生逆转。     

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之争:英国各方对五卅事件的认知与意见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学生的惨案。事件发生后,英国持不同立场的公众、团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产生不同的认识,进而提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华英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五卅事件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期待英国以强硬手段镇压中国的反抗。而英国国内对于五卅事件爆发的原因则有多样的认识,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向中国做出适当让步。处于多种意见中间的英国政府,综合考虑了政府关切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等因素后,决定作出适当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