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

在研究同盟分化的议程中,关于“楔子战略”的类型化研究很多,但是关于不同类型“楔子战略”背后差异化的因果机制及其传导过程的研究却很少。“从属侧施压”是“进攻性楔子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特指利用危机向特定类型敌对联盟中的次要盟友进行安全施压,进而促成敌对联盟内部关系紧张直至瓦解的一种同盟分化手段。通过对“从属侧施压”这一微观同盟理论各要素间共变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国间“现有权势对比”“权力变动趋势”和“权力盈亏态势判定”是决定“从属侧施压”战略实施效果的三个核心变量。同盟主导国在“实力较强”且“趋势焦虑”情势下介入盟友危机的意愿最强,反之则最弱。对于“实力较强但趋势占优”和“实力较弱且趋势焦虑”两种不确定情况,借助于“前景理论”对同盟主导国“权力盈亏态势”进行辅助判别,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的提出,不仅对现有“进攻性楔子战略”具体实施条件、时机把握与策略选择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也有助于战略实施方避免因条件与时机误判而促成事与愿违的敌对同盟强化。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

尽管印度并非米尔斯海默所界定的大国,但并不妨碍印度在对外关系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从历史传统来看,印度主要采取借势战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借势战略之所以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不仅在于其为获取权力服务,还在于特别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运用。通过审慎分析可以发现,借势战略的收益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其中尤以地缘优劣、国家能力强弱、权力权重、国际制度、队友考量、目标或非目标等影响最为突出。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正是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借势战略策略的运用,在该借势战略框架中,印度为施动者,针对目标为中国,借势对象为美国、日本,收益目标包括安全、发展与权力,手段则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扩张。正是基于借势战略,印度与美日的海洋安全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在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形态、共同应对中国的海洋"挑战"、多边联合军演制度化、军事装备与技术贸易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根据借势战略收益的框架进行分析,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的借势战略收益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正向收益、不确定性收益和负向收益。于中国而言,对印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关防范。     

自主性与安全的权衡：日美围绕冲绳问题交涉的演进

自日美同盟成立以来，双方围绕冲绳问题的交涉从未停止。作为强国，美国面对日本提出的收回施政权和调整军事基地安排的自主性要求为什么有时会作出妥协？基于不对称同盟中强国与弱国间“自主性—安全”交易的理论分析表明，强国在特定时期对弱国的战略依赖状况及弱国所表现出的战略可靠性是影响弱国自主性斗争结果的核心变量。强国对弱国整体战略配合的需求（相较改变基地安排的成本）对其更重要，弱国提供战略配合的可靠性越高，则强国更可能接受弱国在相关问题上的自主性诉求。对鸠山一郎、岸信介、佐藤荣作时期日美围绕“冲绳返还”问题以及桥本龙太郎、鸠山由纪夫时期日美围绕普天间基地归还及搬迁的斗争案例的过程追踪与结果比较验证了这一命题。分析日美同盟内部的“自主性—安全”博弈，对理解不对称同盟的管理与维持等具有重要意义。     

地区次大国缘何接受地区大国的领导

在地区权力结构不平衡的背景下,地区大国争取地区领导权的研究往往认为体系内的中小国家在功能上具有同质性,从而忽略了地区次大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地区次大国与地区小国的行为逻辑出发点不同,且对是否接受地区大国领导的态度表现存在差异。从地区等级的视角出发,可对全球各地区等级体系进行划分,并将主导地区等级体系变迁的内生动力归为地区权威的演化。基于此,本文依托地区权威二重性建立了以地区权威类型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呈现出地区次大国应对地区领导的因果机制。研究表明:地区次大国的态度取向与行为选择受到地区权威支配性(双边实力位差)与正当性(大国威胁程度、地区制度化水平和战略文化趋同性)的影响。在关系型权威下,地区次大国倾向于选择追随或承认战略;而在象征型权威下,地区次大国对地区大国易于表现为抵触或制衡行为。文章结合类型化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对符合当今地区等级体系的总体经验事实进行跨地区全样本案例分析,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充分把握地区等级体系中的次大国与大国互动规律对于地区大国领导力的平稳提升和地区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关系

地缘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稳定制约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中日两国作为地缘上非常接近的国家 ,其关系必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两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状况入手进行分析、探讨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和美国这一地缘制衡力量对现实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两国利益上的共同点和难以解决的矛盾点都存在的情况下 ,两国关系只能是有限合作、有限冲突 ,但合作应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Alliance Forging or Partnership Building? China’s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under the Xi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Should China forge a military alliance? Some scholars believe it should, others believe it should adhere to a policy of non-alignment. For China many risks are associated with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one hand, China would likely be involved in unwanted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created by potential alli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would be bound to compete with the existing hegemo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huge alliance system, to win more allies. China just cannot afford this. The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 also lead to a new antagonism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vertheless, China’s ‘non-alliance’ policy does not mean China has to aband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nounce the right to build a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etwork.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twork in the region. This policy could avoid US-China competition over military allies and enhance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中日双边互动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日本外交战略的互动,表现为两国战略分歧与战略对话并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日本"普通国家论"阐释的大国化战略路径相异,导致两国业已存续的冲突与纷争时有显现、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选择。寻求中日双边良性互动,要将两国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的坐标中进行战略定位,在考量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突破既往双边关系的局限性,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及走向。     

印度战略思维浅析——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

战略思维研究是战略学研究的新领域,它把思维科学引入战略研究,从而丰富并扩展了后者的研究范围.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多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因此对印度的战略思维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战略思维主体的认识环境、战略思维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战略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对印度的战略思维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其中,战略思维主体的认识环境是影响战略思维方式的客观因素,战略思维主体的心理特征是影响战略思维方式的主观因素,在两者合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印度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     

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1月1日如期建成，这既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同时也对双方的关系发展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新的动力来推进。新的动力首先源自现有基础，即继续夯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其次是强调地区治理，再次是推动地区认同的建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和谐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