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犯罪控制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是最重要的犯罪控制措施，有效地进行犯罪控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当前犯罪控制存在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有：犯罪控制力不强，犯罪高发态势未能得到有效抑制；诱发犯罪的因素较为普遍存在；矛盾转化工作力度不够。进一步强化犯罪控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高度重视犯罪控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加大公安、司法机关的改革力度；切实抓好综合治理工作，尽快扭转公安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进一步打造一支高科技、高素质的刑侦队伍，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等。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     

刑事羁押制度-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分析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反平等比例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和救济的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主要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被感动的员工更爱企业

企业文化的概念源自于欧美国家，是欧美国家在治理企业过程，超越管理体系和制度时运用的一种手段。欧美国家是以制度为基本的社会体系，从而也形成了公司治理的规范体系。制度本身的作用是制约，它可以让员工达到公司对员工要求的一个基本底线。随着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公司进入成熟期，管理者开始意识到用纯粹的制度来管理员工，就很难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于是人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发现，激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种“文化”。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系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官的应然作用对侦查程序的正当化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应然角色作用缺失,形成种种弊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待予以重新塑造,以充分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进程。     

毒品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法制化研究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率先实现诱惑侦查法制化。我国诱惑侦查目前还处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要实现毒品犯罪侦查中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制化,必须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制度予以合法化、法制化,逐步完善诱惑侦查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     

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侦查工作水平

当前影响刑侦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侦查工作观念存在诸多误区多年来,我们很少对刑侦工作的宏观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比如对刑事犯罪的前瞻性研究、破案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刑侦工作可持续发展研究等近乎空白。虽然我们也建立了“一案一总结”制度,但犹如“蜻蜒点水”,很难提及对其它重大工作环节的研究和探讨,     

侦查办案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关键

存在的几个问题发案多,破案少,整体攻坚水平低我国目前全国刑事犯罪发案率约为400万/年起,大要案的破案率较高,而平均破案率仅为30%左右。这些数字反映出我们这支队伍打硬仗的能力强,但整体攻坚水平偏低。主要表现为：许多案件发生后,要么没有及时破案,要么没有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办案质量差,导致捕不了、诉不出去,     

走入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

理查德·斯图尔特教授是行政法与环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于1975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论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更是美国公法学的经典文献。本文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续篇，是斯图尔特教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同一主题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政体下，如何给非民选因而不直接向选民负责的行政官员所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提供合法的基础。在斯图’尔特教授看来，这正是行政法的中心议题所在。文章以政府规制领域的行政法治为重点，概括总结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发展和重新组合到今天。文章然后评述了在目前持续增长的行政疲惫背景下所出现的实现规制目标的新方法，以及这些新方法的行政法意义。文章最后概述了行政法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特征，并勾勒出不同行政法模式在新时代的前景。斯图尔特教授认为。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存在着不同缺陷，没有哪一个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新的时代条件必然要求行政法学开拓出新的行政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