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许霆”案看法律敬畏之心的缺失

许霆案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由于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或不合理,法律在执行层面上又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等因素,造成类似案件无论是＂同案不同判＂还是＂同案同判＂,均引发极大的争议,该现象凸显了社会各方对法律敬畏之心的缺乏。     

打“假官司”,掂量一下代价

<正>案例2015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在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存在关联关系的两公司"以虚构债权而兴讼不止,恶意昭然若揭",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     

规制恶意诉讼,构建正当程序

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诉权不是绝对权，其行使必须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不得违反立法的宗旨。恶意诉讼就是当事人以诉权为工具，通过审判权的权威来达到诉讼外的非法目的的行为。恶意诉讼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诉讼效益，损害司法权威，造成稀缺司法资源的浪费，是我们必须遏制的行为。本文以诉权为视角剖析恶意诉讼的内涵、构成要件和表现形态，探究其存在成因，并提出规制恶意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为构建公正的诉讼程序献计献策。     

聘用跳槽员工企业如伺避免成为恶意第三人

人民法院认定第三人承担侵犯商业秘密责任的主观要件——嘲知或应知第二人违法行为时，采用的方法是以理性人义务标准判断第三人的行为。在总结我国目前相关商业秘密司法判例认定体现第三人恶意之行为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在聘用跳槽员工时避免成为恶意第三人的应对之策。     

“女许霆案”法律定性之外的几点思考

近期，广州“女许霆案”再次引发关注。类似“许霆案”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的行为，究竟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事犯罪、是成立盗窃罪还是其他犯罪等相关争论，业经“许霆案”的充分讨论，早已尘埃落定。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四方面制度短板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2017年8月19日出席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7北京年会上表示：＂我国金融体系之所以积聚风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制度短板,尤其在监管套利、金融体系关联复杂、乱办金融、刚性兑付这四方面表现明显。＂     

论股东对公司对外诉讼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8号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8号的裁判要点指出,对于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生效裁判,股东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股东是否为公司对外诉讼的第三人,取决于股东就公司对外法律关系是否有一定的实体法地位。公司对外行为可能有越权、不当关联交易、恶意串通等瑕疵。只有在公司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无效时,股东在实体上才有权攻击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相应地在程序上成为公司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若效力瑕疵在实体上仅能由公司主张,则股东因欠缺实体法权限而非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亦不能基于"代位"而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认股东的原告资格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机理,且与公司的法人独立人格不矛盾,因为在恶意串通时不存在法人独立人格所保护的法益。股东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效果亦非公司内部救济所能代替。未来应修正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承认特定情形下股东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劳务派遣、工程承包、分包、转包中,要结合劳务关系的具体情形认定犯罪主体。不构成劳动关系也可以适用该法条进行救济。在客观表现方面,涉及本罪罪状的叙述、劳动报酬的范围、＂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以及＂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法律适用问题。     

人民调解制度的二元分化趋势对诉调对接的影响及其程序上的对策

一、分化的现象(一)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传统中国是一个大的熟人社会,这注定了传统的民间调解主要是借助宗族、村落中有声望的长老、大家长的权威,平息纷争,缓和矛盾。这种调解效力主要依靠长期以来共同生长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组合而成的社会所具有的内生自治力。加之,在主张德主刑辅的传统社会,儒家教化之下的民众持有厌讼心理,大量民间纠纷得以通过     

人总得有点良心——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容易吗?

<正>谨以此文鞭挞那些对祖国、社会、国家领导人全盘否定,自不量力、别有用心的狂妄小人;谨以此文警醒那些简单盲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的糊涂之人。网民"山中一猴"中国太大了!十几亿人,当这个国家的领导真不容易,想把这个国家玩转也确实够难的。一人难称百人意,巧妇难为无米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哪个也没能清闲,没有哪个想把中国搞垮,只想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