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公法债权人得否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公司法》及《民法总则》均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由于"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是该制度适用的条件,债权人的外延便直接关系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债权人范围的确定上,普通债权人无疑问,而公法债权人是否可以被包含,目前存在三种观点。虽各有可取之处,但仍可商榷。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除税收债权人外的其他公法债权人应当被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债权人范畴包含从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但是税收债权人性质特殊,尽管在民商法体系下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不存在理论障碍亦有实施机制,但是缺乏税收征管实践中的必要性。     

广州市国资委:支持外企参与国企改制 为民营经济发展松绑

广州市工商部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政策的实施意见》,吸收了最新发布的相关行政法规,内容涵盖主体资格、名称、经营范围等准入条件的放宽,对国有企业改制、股权投资机构和新型金融性经济组织的支持等,旨在为民营经济进一步松绑。     

《民法总则》法人制度与《公司法》的完善

《民法总则》中法人制度的创新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而完善的公司法治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资本市场法治水准的试金石。准确把握《民法总则》法人制度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有益于巩固《民法总则》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有利于充实完善商事法律制度,协调、消除《民法总则》法人制度确立后与《公司法》之间的冲突。同时,为进一步解决新的法人制度确立后现存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小股东分红权利的保障问题、清算义务人缺失及其主体范围的不合理规定和清算后剩余财产分配机制等问题提供契机,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产品缺陷隐瞒与法人犯意认定——从丰田“召回门”事件切入

法人犯罪的成立,既需要具备客观要件,也需要具备主观要件。法人犯意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将法人雇员的犯意直接归属于法人,而应当将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体来对待,从法人整体的组织结构、决策程序、政策文化等方面来考察其犯意内容。在涉及产品质量的犯罪中,隐瞒产品缺陷是认定法人犯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隐瞒产品缺陷是违反行业文化的悖德行为,是法人犯意认定的基础。如果所隐瞒的产品缺陷是国家法律、行业规范所明确禁止的,则悖德程度严重,足以认定存在犯意。在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公司之所以最终未被诉诸刑事审判,根本原因在于其并未向公众隐瞒产品缺陷。     

CEO的基本职业品质探析

当前,我国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都有逐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聘用高层管理人员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工作之一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即如何聘用和管理CEO。那么,CEO要拥有什么职业素养与品质就很值得探讨。其实,CEO就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缩写,通常译作"首席执行官",亦译作"行政总裁",其含义的实质是指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后公司聘用的首席执行人,最初出现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治理改     

企业文化与法人刑事责任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企业文化与法人刑事责任有着共同的事实学基础和规范学基础。企业文化是主客观的统一,为法人刑事责任研究提供合适的事实学平台。企业文化在法人刑事责任认定、裁量、执行、刑事责任目的实现方面是重要因素,通过对企业文化与其他制度和非制度变量的关系分析,为法人刑事责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事实与价值上的支撑。     

如何处理违法人员可“双赢”？

社区服务令：同样是用劳动来代替刑罚。但成为世界趋势 与“中国式劳教”的巨大争议不同，在很多发达吲家和地区也有一种以“劳动”替代监禁等处罚的举措，即社区服务令。它虽然是一种刑罚，却成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并被越来越多的闻家和地区采用。     

法律主体分析

研究法律主体不用考虑主体。法律主体与法律关系、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都是法律的规定,不能互相解释。法律主体是法律的规定,但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法律主体不易按部门法划分,应该统一,只划分为人和法人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