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法律认定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法律认定是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当前,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认定标准,政策规定过于模糊,法律规定尚属空白,学界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和局限性。对此,需要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全面兼顾"谁投资谁所有""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利益考量,主要从土地集体经营性资产和非土地集体经营性资产两个方面界定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通过修法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明确法律认定。     

合同法减价制度再建构

我国《合同法》赋予在瑕疵履行情形下受损方的减价权,但这项制度被学界认为制定的比较粗糙,以致于在适用上存有比较大的争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减价为形成权之权利性质,实现合同法救济方式的体系协调,并通过制度层面调整规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有同等受到保护的必要,因此权利瑕疵同样需适用减价。减价在适用上应当采比例式进行计算,瑕疵价格的确定以缔约时为准据时点。债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减价权与损害赔偿。基于维护意思自治以及当事人有其他救济途径的角度看,法院、仲裁机关无权依职权替当事人作出减价的意思表示。     

美国军人保险的发展历程与制度转型

军人保险制度作为美国军人保障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保障美国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免除军人后顾之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从内战抚恤金制度产生到20世纪初期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追溯美国军人保险产生和构建的政治与历史基础,以此来考察美国军人保险制度的转型,同时分析目前所形成的“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政府部门监管”的制度架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探讨美国军人保险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多维度辨析

正确认识和理解"阶级"概念是精准理解马克思阶级理论乃至整个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然而,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争论不休,存在着诸多模糊和混乱之处,他们并没有把"阶级是什么"与"什么形成阶级"这两个不同的难题区分开来。实际上,前者求解阶级的本质规定,后者求解阶级的外部影响因素。就前者而言,"阶级"的本质规定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就后者而言,经济、政府、法律、暴力、意识等因素共同形塑"阶级",阶级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就方法论而言,阶级的本质规定是由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元决定的,而现实具体规定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元决定的;既不能把不同层次的阶级规定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具体层面的任何一种阶级规定去排斥甚至取代本质抽象层面的阶级规定。     

走近北京冬奥会:新基建和法律智囊团

2022年北京将迎来冬奥会。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以下简称首钢园)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它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加持下,实现了工业遗产和冬奥会赛场的有效转化和完美结合。与此同时,贯穿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举办和赛后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计划为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这份中国答卷中,小而精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运用“真功夫”为冬奥会保驾护航;在赛事转播、网络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政策带来的赛事变化等方面为冬奥会提供精准而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1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对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