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会议起步》专题报道之一——庭前会议不能剥夺被告人的质证权

新刑诉法在2013年1月1日生效后，“庭前会议”从纸面走到现实。这期封面的“前”字就指“庭前会议”成为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部分。刘志军案因为被告人是铁道部长。高官受审．引起轰动是必然的。此案庭审只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之前的庭前会议却开了一天。     

试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未来走向——基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思考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对近年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平等也许是最好的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延伸，在政学两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所举证的国际经验教训及其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辨证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有选择性地加以借鉴吸收，可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财政改革的立宪主义思考

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是财政立宪主义,中央与地方财政权的划分逐渐明晰,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财政的民主性得到增强,但仍需加以完善;财政监督逐步规范,但体制仍未理顺;财政法治化程度提高,但财政立法建设仍需加强。     

网络文化的意识形态流变及其攻势

当下,宽松的网络环境使得网络文化异常兴盛,游戏主义、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全球主义等一些非主流或反主流的网络文化渐渐汇聚成流。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网络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劲冲击。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坚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核心,是应对网络挑战的必然选择。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及其启示意义

中俄两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通过制度改革实现制度整合

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W.桑巴特写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当时桑巴特还是一个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此,他这本书没有为"美国主义"辩护的意味。他在书中围绕这个问题列举了六点理由,一是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     

儒家和谐理念视阈下的民事诉讼模式向度

和谐理念贯穿中国传统法文化始终,并形成独特的"无讼"、"息讼"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总体精神相契合.和谐主义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高层次超越,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在转型期的发展向度与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借鉴儒家和谐理念的现代特质,重新审视道德教化的独特作用,通过优化配置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创设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沟通的平台,注重调解模式的多样化,形成更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从理念与制度上重构和谐的民事诉讼模式.     

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素解析——由“肯德基秒杀门”引发的法律思考

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应当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即行为发生于合同缔约开始后合同生效前阶段、行为违反先合同义务、造成信赖利益受损。以＂肯德基秒杀门＂为例,肯德基公司的行为符合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素,因而其不仅应受到道德谴责,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台湾社区服务发展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的社区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多元福利主义的理念引导下形成了政府监督、权力下放、民间组织充分参与、社区居民助人自助的社区服务的成熟体系，对大陆社区服务形成多元、多层次而有活力的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具有启示意义。本文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出发，在福利多元主义的分权化与参与的概念导引下，考察台湾地区社区福利与服务如何在参与主体、资金来源及服务方式多元化发展中形成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并对大陆社区服务发展分别从地方化、分权化与社区化几个层面提出应对措施与建议。     

佩迪特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

佩迪特提出了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但只有理解了他的民主理论,才能充分理解这种自由观。他区分了"政治合法性"与"社会正义",表明政治上的合法性要以民主为基础,而民主需要公民对国家个体化、无条件和有效的控制。共和主义的民主是一种"论辩式"的民主,以民众对政府决策进行论辩的能力为核心。为了使民主更好地运转,在某些方面需要实行"去政治化",将相关决定权交给专家,避免决策者受到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佩迪特的论述对民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视角来看,他的思想仍然存在不够民主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