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

机会利益的损失，在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中十分常见，在采取客观的计算方法时容易确定，对其予以赔偿获得认可；在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中是否存在并具有确定性，存有疑问，是否准予损害赔偿，见仁见智。机会利益的确定，在个案中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规则解决问题。既有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的设计目的及功能定位有待反思，不足以排除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缔约过失的场合，机会利益的损失是否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应当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就受害人获得双份赔偿/偿付赔偿的问题，可以通过排除赔偿成本的措施予以消除。裁判者应当严格把握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从而避免诉讼浪潮。至于机会利益损害赔偿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国法及理论确实应妥善考量。在具体裁判中，机会利益的损失必须是真正和实质的、而非臆猜性的，此为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核心要件。在确定机会利益损失的作业中，概率平衡的方法、机会损失的方法以及“事件链”和“替代事件”的操作技术，值得中国法及理论借鉴。     

论反垄断法规范的弱确定性与执法弹性

经济生活具有多变性,价格的忽高忽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等都对市场有巨大影响,因此对其调整不能进行严格细致的规范,在制定反垄断法规范时,立法技术也采用了一些模糊的词汇,导致反垄断法规范具有弱确定性。严格根据现存的有效法律,作出裁判的方法来确定反垄断具有不合理性,且难以实施,无法实现立法目的。文章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的差异,在执法措施方面,我国采用多种执法方式结合的方法,显示出很大的执法弹性,但是在运用法律规制市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反垄断法的特殊性,适用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体制机制。     

立法技术与刑法之适应性

刑法要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就必须既要维护自身的确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对于此二者的协调,立法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语言技术、规范构造技术、法典体系技术的综合运用,立法者可以在刑法制度机体内构筑起刑法的适应性机制。而这种适应性机制,可以使刑法面对复杂、多样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在保持自身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