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

食品安全靠市场机制无法得以根本解决,必须依靠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权力才能得到保障。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监管滞后或监管不力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其实是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的共同结果。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有必要从构建独立监管机构、公共治理模式和行政问责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电商平台用户画像行为立法之应有规制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用户画像行为存在着信息收集范围过宽、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以及个人隐私保护不力等问题,导致消费者与电子商务经营者之间产生信任危机。由于“算法黑箱”与信息不对称并行存在,现有立法规范存在供给不足,“告知—同意”模式难以适应实践对信息的大量需求,政府监管效率尚未达到预期。因此,以“选择—退出”作为经营者个人信息采集方式,通过信用承诺、信用评价等信用工具规制用户画像的生成与应用过程,能够减少政府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会对乡镇干部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制度约束与个体理性视角解释乡镇干部行动,缺少技术治理视角下的关注。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论文以X市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过程分析法剖析技术治理对乡镇干部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治理通过加大政策执行风险的问责机制与压缩自由裁量权的数字化技术两种路径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在对政策特征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乡镇干部根据技术治理介入程度,策略式地采取权力寻租、形式主义、避责和程序性行动。论文从问责机制的制度赋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工具赋能两个层面探讨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镇干部行动,扩展了乡镇干部行动的研究视角,为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治理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碎片化传播方式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信息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风险、西方媒介霸权威胁意识形态权威性等方面,为此需要从构建治理格局、完善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增强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强治理,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绩效问责与乡镇政府回应行为——基于Y乡案例的分析

以Y乡为案例,从问责的主客体关系、问责机制的定位与内容、问责机制的流程与方式等方面对绩效问责机制的分析表明,目标责任制这种绩效问责机制并不具备较高的问责质量;正式的问责机制会导致乡镇政府从事于非正式行为,而问责客体特征则可能是解释其正式行为的主要因素。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民生问责制构建的几点建议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宏观背景下,保障和改善民生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责制体现着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健全的问责制是服务型政府必不可少的内容。文章分析了民生问责制对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意义及我国当前民生问责制建设依然薄弱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民生问责制的几点建议。     

试论节能减排政府问责机制法律化

政府一直是节能减排的主要推动力量，节能减排指标是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强化政府节能减排责任，问责制不可或缺。问责制法律化主要是对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问责理由进行法律化。     

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制

国际社会意识到,为了给予私人应有的法律保护,应该存在一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机制。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当私人利益受到国际金融机构侵害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向机构问责:一是向国际金融机构内部的部门投诉,二是向所在国法院起诉。但实践中,这两种途径都没有为私人提供真正的法律救济。也就是说,目前的问责制尚不足以使国际金融机构为其违法行为负责。这种状况不符合国际法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阻碍了私人受害方享受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在国际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争端解决机构非常困难,适当扩大国内法院的管辖权,限制对"职能必要"过于宽泛的解释,应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