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权论视角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路径

政府绩效问责作为一种执行工具和制度安排,它具有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双重功能。在控权论视角下,绩效与责任并重、控制与激励兼容以及科层体制的制度保障构成绩效问责的控权治理基础,事前目标设定、事中检查验收与事后激励奖惩则形成绩效问责的控权行动规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取决于整体制度与行动系统的逻辑匹配、功能互补与流程衔接。政府绩效问责所面临的目标偏离、信息障碍、标准模糊等制度困境和责任厘定、行为监测与绩效反馈等执行难题,主要归因于科层体制下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非一致性与非协同性。对此,需要总体上审视绩效问责制度均衡条件与行动支持机制,通过分层设置绩效目标任务、实施清单式检查验收和分级对位奖惩,达成全域定责、全程督责和底线追责的有效控权和高效问责。     

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随着我国"问责风暴"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目前制约公安行政问责制功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安行政文化滞后、职权划分模糊、问责主体角色缺位、警务公开度有限和警察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营造公安行政问责文化、严格划分权责界限、强调异体问责、加强警务公开以及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就构成了完善公安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探讨

虽然新一轮“问责风暴”迈出了问责制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官员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为此，本文以“问责风暴”过程中蕴含的四对主要矛盾为出发点，探讨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认为其突破口是开展绩效问责，不可或缺一环是构建官员复出机制，关键是统一的问责立法。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绩效评估与问责体系构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需要评估和问责体系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容构成兼具组织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指标选择应从政治支持、信息透明度、可量化程度、评估目的、评估的开放性以及制度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综合考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参与的社会问责,基于政务运行管理的行政问责,面向项目评估的绩效问责等三个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评估与问责密切联系、互为条件,从确立以公众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问责导向、加强评估与问责的主体和内容的整合、完善评估问责的制度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推动两者之间的制度协同,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态势。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政府绩效外部评估:现状评价、问题识别与前景展望

作为加强政府外部问责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绩效外部评估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发展迅猛,但至今很少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为了填补这个研究空缺,本文梳理了中国政府绩效外部评估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代表性项目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尽管中国政府绩效外部评估的总体质量令人满意,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绩效外部评估需要进一步提升其独立性、效度和信度,同时需要将原始数据向社会公众发布,以利于重复和验证。这些方面的改善,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绩效外部评估的质量、信度和功能性。虽然政府绩效外部评估是强化政府外部问责的有力工具,在当前中国也是十分必要且发展迅猛的,但要建立有效的政府绩效管理系统,在加强科层控制和内部问责的同时推进外部民主问责,还需要系统性的政治和行政改革方能实现。     

论政府问责制与绩效评估的互动

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绩效评估受到高度重视,并对管理主义导向的政府问责机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由于绩效评估自身不尽完善以及政府责任的复杂性,绩效评估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功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问责制和绩效评估建设都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应该重视评估对问责制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优化和完善绩效评估的同时推进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人大问责及其强化

人大问责的主体、对象、手段、所追究责任都与行政问责、司法问责不同。人大问责在我国的缺位是由多种原因所导致的。强化人大问责应强化人大代表的问责意识、改革人大代表身份机制、完善人大问责的相关规定,从而实现问责效能最大化。     

略论政府绩效管理及其法制化建设

政府绩效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技术,依法实施政府绩效管理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根据目前我国绩效管理发展现状,实施政府绩效管理在法制化建设方面需要把握加强绩效管理的法律地位、完备绩效审计法律体系、推行绩效预算管理与完善绩效问责制度等环节。     

均等化取向下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的四维创新

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供给质量及其供给效率实施刚性问责,是党和国家持续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整体上处于软约束状态。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内容狭隘、问责程序失范等,是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紧密围绕"谁来问责、向谁问责、问什么责、如何问责"这四个重要领域,从合理构建问责主体、清晰界定问责对象、明确规范问责内容以及建立健全问责程序等四个维度,对当前基本公共服务问责机制进行有效创新。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西方行政问责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念决定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西方国家行政的理念经历了从科层理念到民主理念，再到绩效理念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理念的演变对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术问责的概念及内在机理解析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界定了学术问责的定义和特征,认为学术问责是学术工作者与委托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将特定的学术资源的使用权委托给学术工作者,学术工作者具有使用资源的权利并应出示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委托人则根据学术工作者给予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七个方面揭示了学术问责的内在机理,其中问责主体、问责对象为基点,问责内容为核心,问责标准、问责形式、问责程序为方法,问责结果为后果。问责主体基于问责对象的学术不端行为,以问责的内容为核心,依据问责的标准,确定具体的问责形式,继而展开问责程序,最后确定问责后果。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承担——对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问责机制的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引进问责机制。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承担面临着法规缺乏、问责主体不明、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渠道单一等问题。通过采取引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立法,界定各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和拓宽问责渠道等措施,将会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论公安机关“三单”制度建设

公安机关依法建立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规范、具体规定公安机关的权力边界、责任边界和常见负面行为,是以明确职能、建设有限、有为、有效的法治、责任、服务型公安组织与队伍的改革举措,注重操作性、针对性。在实际工作推行中主要遇到法律支撑不足、民主参与不高、具体措施较少、社会监督问责机制滞后等因素的阻挠。需要从加强立法、跟进配套措施、健全社会监督问责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逻辑：公开承诺压力与选择性回应——基于66个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实验设计

立足我国制度环境与行政体制，建构了网络问政领导信箱回应运行理论框架，提出影响回应绩效五个影响因素，包括行政系统区域特点与领导者特质两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及诉求压力三个维度。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实验设计搜集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压力中的公开承诺程度对回应绩效有正向效应，诉求压力中的诉求类别对回应绩效有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回应绩效，可以完善内部回应流程、公开对外服务承诺与建立自下而上回应性问责机制。     

南宁市机关党建工作述职考评与问责机制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落实好党建责任制,基础工作是抓好党建工作述职考评与问责机制的构建。述职考评与问责机制不仅是全面加强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有力举措,更是有效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现实要求。南宁市机关在党建工作述职考评与问责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但也存在思想上不够重视、述评体制不够科学、结果运用流于形式等问题,故从思想上、制度上、指标设置与程序上进行科学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健全机关党建工作述职考评与问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理性思考

要使问责制得以持续推行,当前最重要的是应完善问责机制。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明确责任种类及其形式,给官员以威慑;根据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原则,严格界定问责对象;解决问责主体自身存在问题,增强问责主体的问责力度;明确规定问责事项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实现问责结果的正当。